溥仪也回忆了一件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说到执政理念,载沣没有成系统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提出新颖的执政思路。贵族生活和在德国的游历,只让他相信一点:执政者必须掌握大权,满族亲贵们只有大权独揽,才能迎接一个个挑战,带领王朝度过一个个难关。这是载沣最大的政治原则,他三年多的执政都是围绕这个原则展开的。
掌权之初,载沣就开始抓军权。他重新编组了禁卫军,把京城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任命忠君报国的满族亲贵良弼实际负责禁卫军。1909年,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诏,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其次,载沣重组了军事指挥机关,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直属摄政王的专门机构,指派弟弟载涛负责。军谘处后来发展为军谘府,类似于清军的总参谋部,剥夺了地方督抚、将军等原有的调兵权,把载沣的军事思想贯彻到各级军队(尽管载沣并没有什么军事思想)。他又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组建了海军部,让弟弟载洵当海军大臣,重建海军。张之洞提醒载沣,载洵、载涛二人年轻无知,恐怕不堪重任,军队是国家重政,应该挑选精通军事的人主持工作。载沣不听,他就是要把军权都掌握在兄弟三人手中。结果,载洵和载涛兄弟两人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载涛就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国一数,弟弟载涛比自己多去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行,他又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
镇国公载泽是载沣的族兄,血脉出自嘉庆皇帝第五子。他和突然抖擞起来的载洵、载涛兄弟不和,仗着自己是隆裕太后的姐夫(慈禧的大侄女嫁给了载泽),气焰很嚣张。载泽走隆裕的路子,把度支部尚书兼盐政大臣的肥缺搞到了手。在任上,载泽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广东道御史胡思敬两次参劾两广总督袁树勋贪腐,举证的两处赃款都涉及载泽。奏折上去的第二天,载沣就召载泽入见,把奏折递给他看。载泽供认不讳。载沣说:“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载泽走后,以为载沣肯定要处分自己,惴惴不安。过了好一阵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载沣将弹劾奏折搁置不办。载沣对亲戚的态度是,只要他们不觊觎自己的权力,对自己无所隐瞒,哪怕亲戚贪赃枉法他都不闻不问。
载沣的放纵和乏力,使得一时间满族亲贵尽出专政。这些皇亲贵戚大多是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大大破坏了政治风气。可载沣就是相信他们,宁愿将权力交给他们,也不愿意选拔贤才。不要说汉族文武大臣,就是一般满族大臣,也在载沣时期靠边站了。比如良弼乃宗室多尔衮之后,忠于朝廷,留学日本,对近代军事颇有研究,是满族青年中难得的将才,就是因为和载沣关系不近而被安置在禁卫军,没有更大的舞台。年近半百的铁良先后任户部、兵部侍郎,和袁世凯并列担任过练兵大臣,参与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经验丰富且在新军中有一定影响,是满族将领中唯一可以与袁世凯相提并论的人选。可是铁良与载沣关系生疏,还做过荣禄的幕僚,得不到载沣的信任。载沣先免去他的陆军部尚书职位,又贬他为江宁将军,赶到南京去眼不见心不烦。经过一番人事清洗后,盘踞在清朝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都是载沣、载洵、载涛、载泽等满人权贵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是封闭排外的,因为权力本身带有排斥性。载沣为首的小集团势力膨胀后,就和袁世凯、奕劻、张之洞等人产生了矛盾。载沣等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本想将他千刀万剐,后来在奕劻、张之洞等人的强烈反对下,给袁世凯办理了提前退休,赶回老家。
载沣在慈禧时期,对奕劻、载振父子非常厌恶,手握实权后却没有处置他们俩,还对奕劻倍加优礼。虽然奕劻实权大大削弱,可还保持着仅次于载沣的朝廷二号大臣的名分。原来这是因为奕劻和隆裕的关系很紧密,载沣要防备隆裕,同时需要拉拢奕劻势力来巩固权力。奕劻也乐得和载沣结盟,来保住权势。载泽则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奕劻的权力夺过来,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载沣嚷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载沣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奕劻岿然不动,载泽又白费一次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