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2月底，毛泽东借“养病”之机从上海回到长沙，与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交换情况，对于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随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过春节。1925年2月6日(正月十四)，毛泽东偕妻孩回到韶山。在韶山，毛泽东和杨开慧、毛福轩等人商定，吸取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供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农民夜校。他们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祠堂、庞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族校设备，开办农民夜校，通过教识字，教珠算，向农民灌输革命道理。
在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团结了一批清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从1925年二三月间即发起组织秘密农协，不久即发展到20余个。随后，为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毛泽东还领导韶山农民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组织“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根据以前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农村建立中共基层组织。几个月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培养下，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等很快成长为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5月中旬，毛泽东发展他们为韶山第一批党员，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建立起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为支部书记。毛泽东这次回乡养病，从1925年2月6日到韶山，到8月28日离开韶山，在家乡共住了半年多。这段时间，他在开展农运的同时，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写下大量的调查研究笔记，从而使他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毛泽东的这一认识过程反映在他1936年在陕北会见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里。他说：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国共合作后，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民运动干部，1924年7月至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一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秋，毛泽东回到广州。时值彭湃担任主任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期间，彭湃邀请当时注重农民问题又富有从事农民运动经验的毛泽东到该所担任教员。毛泽东向学生介绍了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并讲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他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毛泽东在这里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策略思想，对学生是一个极大的教育。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1926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林祖涵(伯渠)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林祖涵上任后，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林祖涵、毛泽东、肖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和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9人担任委员。同时，中央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希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肄业”，并于2月6日向全国发出通告，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事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开办第六届农讲所问题。鉴于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已有一定的经验，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会议决定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3月30日，毛泽东出席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指出：“农民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毛泽东的建议得到议决通过。此后，他便着手筹办第六届农讲所。
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既懂革命理论又进行实际斗争的干部，毛泽东注重聘请了一批政治理论素养高，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农讲所任教。如专任教员肖楚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深入研究，又富有教学经验。教员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教员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经过周密筹备，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生于3月底陆续到粤。4月间，举行了入学考试，录取学生327人。这是历届农讲所中学生人数最多、学生来源最广的一届。5月3日，农讲所开学，因农讲所会堂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延至15日正式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