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的发展形势，这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黄维兵团已被全歼，进入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最后阶段；华北的傅作义部，已被我军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五个孤立据点。所以毛泽东说：平、津、杜（聿明）的解决，不久将变为现实，可以写入决议。他进一步说：春季过去后，我前线可以增加100万人，国民党军队更少了，形势就根本改变了。今年一年的任务是到冬季。夏秋之间渡江，有6个月作战，武汉等大城市即可取得，那时说基本上打倒蒋介石更好。因为军事、政治、经济都可以说打倒了。经济上，如果上海还在他手中，也可以说没有打倒。全部打倒则尚需要时间。如果新的九省大部在我手中，国民党还剩几个省？！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主要是人心向背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各阶级的人都不跟着蒋介石走了，大群、大群地都脱离国民党，跟着我们走了。今年加明年是全国胜利的两年，去年九月会议还不敢这样说，原因是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跟国民党走。现在可以说了，有此勇气了，可以在党内明确这个方针了。要使干部和人民群众做好思想准备，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容半途而废。
美国会不会出兵？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肯定它不出兵，那样没有好处，应该设想到可能出兵，青岛就驻有美国兵。这样才能主动，遇到事才不会张皇失措。只要有力量，做得坚决就不怕他，小小的，软软的就不行。美国的政策是动摇的、软弱的。我们长期揭露美国助蒋内战，很有成绩，使他在中国比在欧洲还要臭。但怕的事还有，有些人怕原子弹，需要说服。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决，有力量，不乱搞，如保护侨民和外交官等等。
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忙于要美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我们承认不承认他们还是个问题。我们首先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保护侨民是应当注意的。对破坏分子，我们的政策是：一抓，二给饭吃，三写悔过书，四令其走。对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警惕，坚决击破之。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想做而政府不做者，我们必须做。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对他们谨慎是应该的，害怕是不对的。要发扬民族气概，克服旧中国上层分子中的媚外思想，防止坏分子挑拨排外。对不同人员的具体政策应有所区别，如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人员和外资、外贸、宗教，外国学校、外国医院、报纸通讯社的记者，救济机构、外国雇员和来华旅行者等。要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自己的事情，将来我们会逐渐对国际问题发言。
关于防止胜利冲昏头脑问题，毛泽东告诫说：胜利越大，包袱越大。军队、地方都要注意，首先是高干和中干。今年还不是大危险，明年就更要注意。全国打平了，事情才开始，也许那时会觉得打仗要容易些，经济、文化建设任务更严重。列宁说过：打倒一个阶级容易，建设一个国家困难。不可稍有骄傲。有的报纸，喜欢登外国人吹拍我们的材料，这是长期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奴性的表现。抗战初期，就有过爱听中外资产阶级吹捧的表现。我们既不欢迎他们的吹拍，也不怕有人骂我们“土匪”。在8日的结论中，毛泽东又说：要把人民对我们的感谢和资产阶级的捧场区别开来。全国胜利后，微生物多了，特别是中外资产阶级的捧场，什么万民伞、德政碑，以及各种挑拨者都来了，要十分警惕，防止把干部弄坏了。要将已经完成的较小的任务，与将要去完成的大的任务做些比较。过去30年，是建立地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提出新任务，使大家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关于南下作战问题。毛泽东说：有利也有弊。必须向所有的同志讲清楚，要反复地说。针对有些同志轻敌、偏安等思想，毛泽东说：要讲两条：南下一是有利，二是不利。在目前大胜利时刻，着重说明不利的方面。南下是去打敌人，克服困难，要在这种地方把工作做好。南下以后，会有许多人要说我们“伟大”，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刘少奇说：不要轻敌，要估计到可能的挫折。动员中要说明困难，不要专说好的。党的干部应抓紧训练，着重准备有文化的干部。要办抗大式的学校，训练大批工人干部。使工人成为全国性的干部，较农民容易。
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说：我们党虽然有缺点，但好处不少。大多数干部（当然不是全体）有进步。进石家庄以后，几个月功夫，工作就上轨道了。土地改革有错误，应怪领导，主要原因是怎样划分阶级的政策性文件出得太迟了。军队工作，古田会议决议是1929年的，现在能实行，革命就胜利了。军队有缺点错误，应该首先责备自己，因为军队中有成堆的共产党员。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首先应负责任。学会了这些，政策上了轨道，其胜利比打下徐州、济南都大；有了正确的政策，才有军事的胜利。一有错误，比较明显时，就立即指出，进行检查。必须抓而紧。
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的逐步统一，是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指示：所谓财政统一，一是要扣，统一就是扣，必须与可能扣者扣之；二不要“死”，逐步统一是需要的。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征询大家的意见后，认为目前比较成熟的有六条：即（一）票币统一（东北尚待考虑），人民银行归中央；（二）预算决算经中央批准，保持一定数量的机动费；（三）兵工生产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基数；（四）铁道统一修理，统一管理；（五）统一对外贸易计划，业务管理分区负责；（六）统一军需生产，分区负责，实行调剂（包括卫生、电讯）。
南下的方针既定。1月10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陈毅、刘伯承和罗荣桓等开会，商讨人员调剂、军费预算等问题。当时，第四野战军已经进关，准备南下向中南进军。这样，南下部队就有了华东和中南两路，兵员的补充需要统一调剂。大家商讨决定：新兵的补充，华东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共补充15万人，兵源不成问题；进军中南的部队3个兵团9个军，需要补充13.2万人，由华北、豫皖苏、豫西、华野分头抽调。经补充后，南下大军共410万人，另有非军事人员200万人。人吃马喂，加上装备，按粮食计算共需283亿斤，除去财经收入174亿斤，共差109亿斤。这就是困难，有待统一筹措。
会上，周恩来特别叮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要收集平津一带的各种政策文件，送各区参考。周恩来说：“要记着办理！”杨尚昆后来回忆说，这些收集的材料，就是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给代表们的《政策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