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地认为，公有制对管理者的行为监管不力，使得管理者可以随意地追逐自己的私利。但这种指责的论据并不充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通常要对政治决策者负责。但要说此举就扩大了经营者的自行裁定权也未免过于牵强。通常来说，政治机遇与国有企业的业绩并无直接联系。因此，政客们就缺乏监督企业管理的动力。但有一些决策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如国家预算吃紧、企业亏损、关停国有企业等。这时，国有企业的绩效才会在政治议案中被优先考虑。在这种情形下，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自行裁定权才会受到限制。
维克斯和亚罗（Vickers and Yarrow，1991）以及拉丰和梯若尔（Laffont and Tirole，1993）对此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私有化使得监督管理者行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压力源于资本市场。股市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要远远大于那些基于财务数据所显示的奖励指标。
有两种赞成私有制的观点值得审视。第一种观点是，股市价格传递的信息能够映射管理者的投资水平与质量。股东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与管理者签约（薪酬待遇也许与股价密切相关）；凭借经理人市场，也许会产生更为深远的激励效应。简单地说，那些因实现价值最大化而声誉卓著的经理人，将身价倍增（Fama，1980; Holmstrm,1982a）。当股票不是由市场定价时，股价所传递的关于企业价值的信息，就会荡然无存，其情势将与纯粹的国有企业没什么两样。从这个角度看，纯粹的国有企业缺乏约束经理人的手段，而私有企业则不然。
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是，它依赖于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这一基本假说。有效市场假说指的是，只要与企业相关的信息是可得的，股票价格就能够将这些信息全部反映出来。其中，也包括那些以某种方式影响人们判别企业未来业绩的信息。如果有效市场假说不成立，那么，股价所传递的信息对监督经理人而言，就不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Vickers and Yarrow，1991）。第二种批评意见是，政府只能掌控多数股份，而其余的股份照样在二级市场上交易（Laffont and Tirole,1993）。这表明，企业是由政府掌控的，但只要企业股票还在市场上交易，管理激励就不会受到影响。
不过，赫姆斯特姆和梯若尔（Holmstrm and Tirole，1991）仍然坚持认为，所有制干系重大，因为它会影响市场流动性。政府股份多会降低市场流动性，因而，会削弱股市参与者获取信息的动力。如是，股价就不能准确地反映管理业绩，反而对监督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拉丰和梯若尔（1993）认为赫姆斯特姆和梯若尔的分析是有局限的：该分析理所当然地认为，股票市场是一个（近似）理想的场所，能够诱使股市参与者获取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信息。但是这个命题从来都没有得到证实（p642）。即使果真如此，倘若国有企业发行无表决权的股票，则市场流动性也未必降低。投机者们仍然会交易这种股票，继续提供关于企业的有用信息，股权还仍然留在政府手里。然而，如果政府干预股票市场，例如，蓄意以低价将资产或产品出售给政府偏爱的群体，那么，投机者的交易动力也许就会受到伤害。这种干预有可能降低股票的价值，也会削弱投机者获取信息的动力。从这个方面来说，其后果无异于降低市场流动性。
赞成私有制的第二种观点是，入市者可以通过争夺代理投票权或收购来干预管理。这种干预机制在公有制中是不存在的。当然，确实存在政治收购现象（政府部门人事变动或管理职能变化），但此类现象为数不多，性质也有所不同。然而，在那些公司并购不很常见的国家，这种观点就毫无用武之地，而公司并购恰恰在多数国家都不很常见。此外，即使在其他行业并购活动极为活跃的时期，公共事业领域的并购也是凤毛麟角。
拉丰和梯若尔（1991）指出，当私有化之后形成了大型股份公司且股东甚多时，对公司并购或倒闭的担忧就变得尤为重要。私有化旨在促进股权分散，但股权一经分散，就会产生股东监督“搭便车”的问题。收购威胁也许会强化对经营者的约束。拉丰和梯若尔（1991）同时也强调了竞争在强化监督方面的作用。竞争有利于业绩比较，这些业绩比较尤其有助于激励与风险之间的取舍或权衡（Hart，1983；Holmstrm，1982b；Nalebuff and Stiglitz，1983）。信息经股票市场加工完善后，就可以成为与经理人签订强激励合约的依据。
总之，合约理论认为，与公有制相比，私有制能更好地传递激励作用。当股票市场能真实地传递企业绩效信息，从而有助于为经理人设计强激励合约时，私有制的优越性才有可能体现出来。因此，私有企业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股票市场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