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
祖母有写毛笔字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写。她写字的时候，祖父如果在家，偶尔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点兴趣。祖母看我有兴趣，就开始教我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转折，等等都一一教来。祖母常临帖，她喜欢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这也是我最早临的帖。祖母还特别告诫，写字要使每一笔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写过了，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描。这都是上小学之前的事。记得上小学后，学校书法课的初始阶段是“描红模”，即把作为样本的字以红色在纸上印好，让学生循之描写。祖母对于这种教法很不以为然，并特别反感于“描”字。她认为这样做，就把基础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红模”作业时从来不描，只是写。祖母的这些告诫，对我后来的写字风格，不无影响。
我学写过几次，得到夸奖，更有了劲头。看我开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为例作示范的。他的书法示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处。一是祖父用雄浑的笔触写了个繁体的“刘”字。这个“劉”字，不仅左边的结构使人觉得非常稳固，而且写右边的立刀时最后的顿挫、回笔、挑钩让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后的一笔“捺”，由细到粗，顿足之后再提起来，很是厚重。祖父写这几个字时的运笔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从祖父行笔和字体结构看，他的字也是颜体的底子。我猜想，祖母习颜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推荐的。和《勤礼碑》的字体风格相比，祖父的字没有那样丰润，要更加刚一些，但和我后来临过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我觉得那是颜字中偏刚健和秀气的一部帖――的风格相比，没有那样秀。
行笔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铭的书写。祖母去世后，骨灰存放于福田公墓。后来将骨灰盒移置于公墓骨灰廊时，需要镶一块小墓碑。父亲命我书写碑铭。我以楷书写下“刘母杨蕴光千古”。写那个“刘”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写“刘”字时的情景。如果我写在祖母墓碑上的字（严格说来，是我写好字样，由公墓的石匠刻在碑上）留有祖父遗风，那也算是对祖母的一种安慰吧。
在我印象中，祖父的字是有功底的。但那是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非常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保留祖父的一纸――哪怕是一小片――墨迹。我询问父亲，他那里也没有。从小没有养成搜集这些东西的习惯是造成我今天回忆往事却无祖父手迹的主观原因。而在祖父方面，从我记事时起，一直有多读少写的习惯，这自然使其留迹甚少。从大处看，则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使然。1949年祖父宣布起义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际，家中被胡宗南部队洗劫；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暂时处于政权真空期间，又有趁火打劫者入家行窃，不料引爆了胡宗南部队在家里安装的大量炸药，楼毁人亡，家中所存书籍和其他纸制文献大都灰飞烟灭；“文革”伊始，抄家风雨欲来，以祖父的政治经验，更不会留什么墨迹授人；而后抄家数次，若有文字东西也早抄归他处了。如此折腾几轮，我手无墨迹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曾问父亲，祖父是否有题字可寻。父亲说，祖父从无题字的爱好。不得已的应酬，多是别人代写署个他的名而已。比如，西康建省之后，在四川和西康交界的山崖上，有祖父署名的“西康东界”几个大字，那是父亲的老师，书法家曾默恭写的。我问父亲，大邑的“庄园”中有祖父署名的匾额，是否真是祖父所写？父亲回答说：“不是哦。”我琢磨过那匾额上的字，和我印象中祖父的字的确不像。
回到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上来。随祖父、祖母移居北京，和父母团圆后，指点我们习毛笔字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承担。父亲在工作之余也有写写字的习惯，以此作为休息。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正是在祖父的重视下开始的。父亲小时候，祖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授课，书法是课程之一。祖父曾有一个说法：字就像出手的枪。以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书法是一个标志着人的文化修养的“信号”，就如同枪法标志着人的武功基础一样。由此来看，祖父对父亲的书法教育或许带有某些功利色彩。而到我所接触到的父亲那里，研习书法的功利色彩已经全然没有了。书法成为纯粹的艺术欣赏和个人乐趣。
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是从临颜真卿的楷书开始，继而习魏碑。我所见到的他的楷书乃至行楷，显然受到魏碑的影响，而颜真卿笔法的影响倒并不显著。在我们到北京以后，我见他临的较多的是米芾的行书，包括《蜀素帖》、《研山铭》等，而他浏览欣赏的字帖种类却相当多。苏轼、黄庭坚、颜真卿的行书，怀素的草书，近代书法家于佑任的草书等，都被他反复欣赏过。父亲壮年时期的行书，多有米芾笔法的痕迹。而到了晚年，他的字越益苍劲、含蓄，已经独成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