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切人生宇宙应有之学皆在论辩范围以内，依照因明方式公开对辩，对于养成正确知解与辩才皆有莫大补益。康民习俗，所以至今未能免于迷信之讥者，即由此种性相辩论场所未能普设之故。今以政府地位，欲祛除一般愚迷习俗，除提倡科学之外，莫如因有旧有学术，提倡性相之研究，故对于辩论场，应有奖励金之规定。”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寻觅祖父当年的思路，感觉他更深的思考，似乎是想借助藏传佛教中的因明学和康藏地区的辩经传统来形成民众中的更为理性的宗教文化，减少原有宗教文化中的迷信成份，以适应建设即将带来的变化。这种更加讲究逻辑的理性宗教文化，虽然不是科学，但较之不讲究逻辑的、迷信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因而具有这种宗教文化的人更可能接受科学。这种讲究逻辑和论辩的理性宗教文化，也更容易接纳其他新的观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显然，这个想法的实施，必须得到高僧大德的合作，因为其实质是一种宗教革新。我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只不知这种想法在今日之康藏社会是否还有可行性，也许早已无此必要？亦不知当今研究康藏文化的世俗学者，是否兼具与高僧大德们辩经的能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读到一本由彭迪先教授（彭教授曾是父亲在华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主编的小册子——《刘文辉史话》。书中搜集了一些流传民间的有关祖父的故事。有一节的标题是“信佛教或不信佛教”。书中描述了民间对于祖父究竟信佛教还是不信佛教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信，有人认为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以崇信佛教为工具。 该书的作者只是叙述而无结论：“刘文辉是怎样想的，是否真信佛教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其实，“真信还是假信”只是分析人的宗教活动行为的一个角度。用今天的某类学术术语来说，属于偏好的社会表达中是否存在偏好伪装问题。而这样提出问题的行为假定，是理性选择。如若从世界图景和规范内化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信仰，那就比“真信还是假信”复杂了，其认知心理过程比理性选择要复杂得多。
对佛教的尊重，是祖父治理西康的组成部分，由此看，无疑具有工具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由工具理性蹈入信仰。我注意到，祖父当年对西康省公务员谈尊崇佛教时，就有将治理和信仰结合起来的思想。1936年，国民政府下达一个命令：凡是到康区工作的公务人员，都要尊崇佛教，不得摧残佛教。籍此，祖父向下属人员强调：
“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希望凡是到康的人员，无论如何，都要切实注意这一点。我们就是不信仰佛教，但最小限度也要做到不蹂躏佛教，这样才不至违反西康人民的心理。因为西康人民，各个是信奉佛教的。”“我们要办到不摧残佛教，而且还进一步，信仰佛教，然后才能办到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从前赵尔丰治康总算有相当成绩，惟因过于摧残佛教，与康人心理背驰，畏威而不怀德，所以结果还是没有好大的成功。这一点，你们也应特别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