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杨国桢，曾是台湾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会长。35岁以前，他在台湾一家知名的电机公司担任操作员，工作稳定，家庭美满。农历年末腊月十六的晚上，作为一名老工人，他在修理生产线机器时，由于过于自信忽略了安全检查，遭到3300伏高压的电击。他清楚地记得，那年春节，他是在加护病房度过。接下来的两年，他的右手动了16次手术。本来医生说他有三个手指要截肢，后来虽然勉强保住了，但己经失去了手指的功能。
回到公司后，一次非常差的业绩考核，让他觉得看不到未来。不得已，拿了一笔退休金，离开了这家待了将近19年的公司。
重新找工作，让杨国桢遭遇到极大的挫折。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应聘铲车司机的工作，本来企业给他开出的月薪是两万八，但当对方看到他的手受过伤，就说："两万二干不干？"立即掉价。从此，他害怕找工作，害怕别人看到他的那只手；他也害怕出家门，因为左邻右舍见了他就会问："杨先生，最近在干嘛？要去工作呀？"
找不到工作的他，只好摆地摊，卖玩具。后来经济不景气，生意变差，陪伴多年的妻子终于向他表示：自己太累了！
离婚对当时的他来说，是晴天霹雳。带着儿子，开着一辆破车，带着几件衣服，回到父母家。
杨国桢说，他曾经恨过妻子，但后来在工伤协会接触到许多工伤家属，才逐渐能体会妻子当时的辛苦。当时她要做美发的生意，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因为受伤、长期自怨自艾的丈夫；而他自己，在男性自尊的包袱下，对于自己无法赚钱养家的苦楚，也无法坦然地和另一半诉说杨国桢皮肤黝黑，体魄强壮，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他是位事故受害者。了解他受伤时的感受、受伤后的处境、内心的挣扎，你才会明白工伤人员"满天星是咱们的泪"的哀鸣，也才会理解事故对于伤者的心灵创伤远大于肉体痛苦。
学习有多种方式，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是幸福的；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是痛苦的。安全是最不应该从自己的血泪教训中学习的。我和杨国桢等，都是反面教材。这些年，我到政府、军营、企业、院校发表演讲，接受各类媒体采访，还有写作等，目的就是通过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真正理解事故对个人、家庭、社会带来的危害，明白事故给受害者带来的身心痛苦以及留给家属的心理负荷。
所幸，越来越多的员工从我等的痛苦经历中吸取到教训。企业界比当初我投身安全事业时，更多地认识到反面典型的作用。埃克森美孚的炼油工查理，就是西方企业的这类典型。
在埃克森美孚所属的一家炼油厂里，一个有着多年工作经验、上夜班的老员工查理，像往常一样独自完成一项操作。然而--这项操作中，不该省略的被省略了，接着起火爆炸。一瞬间，他失去了所有他原本拥有的一切，连同他的家庭和生活，他的自信与希望，统统地被爆炸毁掉了。在长达5年的治疗中，老父亲经受不了打击撒手人寰，妻子离他而去，孩子被迫辍学。他身体超过一半的表皮组织烧伤，被包扎得像个木乃伊，去银行甚至被当作是劫匪。
一个失误，一切变得不可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
后来，公司让他做安全员，用他的经历教育每一个员工。他也因此被BP等公司邀请去，讲述他的经历和感受，成为一个活教材。事故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不是外人能够轻易了解。
我注意到，事故受害者如果能够侥幸活下来，身体形象也会发生改变，甚至失去正常的生理功能，丧失劳动能力。身体形象的改变，常常让他们远离人群，回避与他人接触，造成生活圈的封闭以及思想的狭隘，久而久之，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世界。一旦造成残疾，生活上的诸多不便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调适，许多原本易如反掌的动作变得比登天还难，要在他人的协助下才能完成，这对自尊又是很大打击。受害者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不仅在其受伤后影响到生计，还要受到拖累，负担对其的照顾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