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不是在他人面前标榜自己道德高尚的一句口号，也不是展示自己形象伟大的一个奢华的包装，而是将爱国实实在在地落实到我们的语言和行动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并不是只有伟人才能做的事，也并不是必须你端着枪去冲锋陷阵。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我们普通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和人民做点什么。大多数人不一定有机会像我过去那样代表国家去演出，也不一定能够像我现在这样去各地为大学、企业做演讲，但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爱岗敬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不给他人与社会增添负担，我认为这都是爱国的表现。
或许，我们用反面的例子更能说明，在爱国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
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精于刑名法术之学，有《孤愤》、《五蠹》、《说难》等著述。韩非曾上书进言韩王，但不为韩王所用。后来，他作为韩国使者出使秦国，便将著述进呈秦王，并乘机向秦王进言：“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合）纵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合）纵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秦王本欲重用韩非，但因听信丞相李斯的谗言，令韩非服毒自杀。后人因此多为韩非惋惜，但《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此评论道：“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韩）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悯哉？”
以我们今天爱国的观点看来，韩非的行为岂止是卖国求荣，简直是欲亡己之国，而求他国之荣，死何足惜？
与韩非比起来，中国近代历史上大卖国贼汪精卫的可悲下场更是值得警惧。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因脊椎伤病复发被送往日本治疗时，竟被日本主子当成了医疗实验品。当时，日本人为了营救在与美军作战中受伤且受伤部位与汪精卫相同的一个军官，因手术方案没有把握，便把汪精卫当成了实验工具，先给汪做手术，成功后再给日本军官做。但手术的结果极不成功，导致汪精卫的病情更加严重。不久，他便带着病躯被送回国内，并很快就死去。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炸开了汪精卫的坟墓，发现了汪生前写的一首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晚景凄凉的汪精卫，以临终前的悔悟，对自己的卖国行为做了彻底的否定。
可以想见，叛变投敌后的汪精卫，只是日本人手中的一个工具，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哪里会有什么激情？
所以，一个人的行为，要求其义之所在。得其义，人们就会气概豪迈，甚至死不足惧，就像舍身炸碉堡、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前进道路的董存瑞一样，就像忻县城外那些视死如归的八路军战士以及无数英勇赴义的革命烈士一样，更何愁没有激情？
爱国就是一种伟大的“义”，它会让我们激情万丈，精神饱满地面对任何艰巨的工作。如果说浪流的经历使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话，那么我亲历和目睹的侵略者的兽行则是让我更加强烈地爱祖国，更加殷切地希望祖国强大起来。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历史事实说明，祖国的命运改变了，才会有我个人生活的改变，而只有千万个普通人的努力，我们祖国才能富强，个人的事业才能够辉煌。因此在从事舞蹈艺术和其他各项工作时，我一直是充满激情地进行每一场表演、每一场的演讲，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爱国的表现，尤其当我代表祖国出国演出的时候，这种情感就更为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