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安也不容易，110被浪费6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除了政府自身管理不细造成的浪费以外，公民素质应对政府高成本、低效率负一半责任。可以这么说，政府高成本低效率，有一半是由公民素质造成的。
比如说，老百姓不守交通法规，无视交通标志指令，大量违章驾驶、超载超限，迫使交管部门大量增加交通协管人员。每个主干路口，都要增加2～4个协管员，甚至光有协管员还不行，还必须有正式交警盯着。而超载导致了大量路桥损坏，或者使用寿命缩短。这都是公民无视法规造成的成本增加。
再比如说110电话，2005年福建省共接630万起110报警电话，其中刑事与治安案件、火灾、交通事故四项真正的报警电话只有96万起，占15%，而大量非紧急求救电话、骚扰电话占据了大部分通讯时间，致使正常报警电话打不进。仅骚扰电话和无效电话两项合计，就多达64%。骚扰电话多种多样，有中小学生好奇拨打的，有无聊取乐的，有谎报警情的，有仇视警方打110漫骂、侮辱的，有恶意骚扰女警察的……无奇不有。有的家长因为小孩上学忘了带雨伞，竟然也打110，叫警察帮助送雨伞给小孩；有的人家里卫生间漏水了，也打110……
在北京市各远郊区县评议组长座谈会上，有一位评议员说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公民的钥匙丢在家里了，打110电话找民警帮忙。民警马上就赶到了，和他商量是不是把防盗门撬开进屋。这位公民说，不行，防盗门多贵呀，还是新的，非要民警用消防用的云梯爬上窗户跳进去开门。民警说，云梯是消防用的，没有火灾不能动用，而且动用云梯要花钱。公民说，那我不管，民警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得想法子。最后民警冒着生命危险，在腰上拴根绳子，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从邻家的阳台上荡到了这家窗台上，帮他开了门。大家感到震惊！这位群众既然知道云梯的功能，绝对不是无知之辈。但是，其居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而视民警的安危如儿戏，是不是太自私了！
公安机关为人民服务是在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情况下的服务，而不应该是普普通通民工性质的工作。如果类似取钥匙的事家家户户都发生的话，北京市1000多万人口配备100万警力也会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些小事消耗了警力，很有可能影响公安机关正常执法。这不是在浪费警力资源，增加行政成本吗？
实际上，110的职权范围也不可能无所不包。有些涉及工商、税务、卫生等与群众关系密切的群众问题，都超出了公安机关权力范围。
有的公民把个人私利摆在维护公众利益之上，要求公安部门甚至动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威胁公安部门行使公安权力，这是新时期下，群众和公安关系紧张的新现象。北京某派出所接了一宗邻里打架的案件，两个街坊邻居大打出手，受伤的一方报了案又找人把对方打伤，然后带着摄像机找到派出所，要求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案例时有发生，而且，当事人双方还会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从外部或者渗透到公安系统内部，给办案干警施加压力。一件本来十天半个月可以处理好的纠纷，越办越复杂，拖延了几个月还没结案。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县政府门口，看见有上百人在县政府门口的道路上，筑成一道人墙，把道路截成两段，来往车辆都不能过。问旁人才知道，这是一家工厂的职工到政府上访来了。这家工厂几年前已拍卖给私营业主，工人的工龄也已买断。后来企业主与工人发生经济纠纷，照理说应该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裁决。可是工人不找法院，而是找到政府头上。局长、主任出面接待还不行，就要找县领导，既堵塞了交通也影响了政府办公，这种损失公民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我们的城管、卫生、工商等城市执法，可以用“难、累、苦、险”四字来概括(大城市明显好于偏远的中小城市)。
有一个地级市，一个卖羊肉串的摊主违规占道经营，城管人员上前执法，竟被经营者持刀砍掉4个手指。
福州仓山区村民刘用莺、林芳弟等人，为谋取暴利，违反生猪定点屠宰法规，在城郊设立多处私宰点，市财委执法人员前往执法，却被私宰人员捅了刀子，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有一个县的城管人员，要拖走违章经营的三轮车。在与经营业主争夺中，发生碰撞，双方都有一点小伤，但违章经营者却状告执法人员，最后执法人员赔偿了400元的医疗与误工费。
还有个个体业主，开了两个店面，应该还算富裕。每次执法人员将她占道经营的落地广告箱、桌子搬进店里后，她又摆出来，并且大骂执法人员。
我曾经跟随着一个地级市的城管执法队办公，观察他们怎么执法。执法队长对我说：“我们每天工作时都要挨骂，被骂是轻的，挨打也时有发生，骂多难听的都有，我们已经被骂得麻木没感觉了。有一次还遇上20多人围攻执法人员。还有一次，老百姓成群冲到执法人员家里闹事，恐吓、威胁、砸窗户。谁能理解执法人员的苦衷？”
由于执法困难，正式编制人员往往不够，就需要外聘很多复员军人来增加人手。这个县城的外聘城管人员几乎与正式人员一样多，因此执法的成本也大大增加。
很多行政学者，对政府单方面的批评较多，但却忽略了行政活动的另一半——行政对象公民这一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批评政府存在的问题，替老百姓说话，这确实是宪法赋予人们的言论自由。但与此同时，是不是也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全面客观地看待民众方面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在现实的中国国民素质背景下，行政管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一个市长要管理好辖区公共事务，其难度要远远大于管理一个大型企业，也远远大于管理一个美国同样规模的县、市。在那些管理已经出成效的地方，在那些已经取得实质性、实效性成绩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往往呕心沥血，突破重重困难，忍受种种精神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体力、心力和健康的代价。
贪官、恶官、庸官确实应该遭到谴责，但是，党政系统中的确有一批敬业、廉洁、为民众鞠躬尽瘁的干部。我们是不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公务员？是不是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公民的行为？
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
——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