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的情况显示，即使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欧国家，也无法用与城镇和军队对立的方式统治国家。虽然农民政党有足够的议席可以让议会生态更加复杂化，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足以提出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他们只是通过模糊的反城市平民主义（antiurban populism）联合起来而已。反城市平民主义的观念认为，城市是堕落邪恶的，农民应该将自己从银行家和商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除此之外，他们也陷入矛盾。有些农民领袖，如克罗地亚的平民主义者拉迪奇，赞成激进土地改革，还加入第三国际。有些人如斯坦姆波林斯基，则主张保护小地主以对抗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主义。欠缺政治的凝聚力，反映出农村人口的利益冲突，已将他们划分为无产劳工、小地主、家庭农场地主和大地主。此外，农民政治家通常由于从政经验不足，很快被诱惑而顺应城市政治家，遭到选民鄙视。东欧的农民政党夺走城市自由主义政治家执政所需的多数席位，却无法提供可行的统治方案。
更基本的问题是，东欧农民政党的强大势力，使人们更难克服让社会落后的局限。长期来看，人们可以想见繁荣兴盛的东欧，若不是如丹麦一般建立在有效率、高生产力的农业上，就是建立在工业吸收日益增多的农村过剩人口的基础上。不过，20年代的东欧仍然处于稠密的人口要靠土地维生、小农场过多且低效以及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状况。其后，当世界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的生活也遭受破坏的大萧条时期，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变得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少数民族的问题
20年代时，各个新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尚未解决的民族抱负。战败国，尤其是匈牙利感到羞愤难当。战胜国的境内有很多尚未同化的少数民族，是1918年和1919年时为了建造大捷克斯洛伐克、大罗马尼亚与大波兰所付出的代价。
以南斯拉夫为例，说明当新的议会制政权遇到棘手的民族分离问题时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中，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强到足以统治其他民族，但是他们也无法和睦相处。在推翻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之后，塞尔维亚（信奉东正教、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 language〕、使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克罗地亚（信奉天主教、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使用罗马字母）与斯洛文尼亚（信奉天主教、讲斯洛维尼亚语、使用罗马字母）人发现，他们很难统一成一个国家。新王国的分权式联邦制度（decentralized federal system）扩大了民族分离的问题。既然克罗地亚的领袖拉迪奇曾经投靠第三国际，其分离主义的根基上就布满了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亚历山大（Alexander）国王于1929年1月废除宪法，以中央集权的制度，取代以种族为基础的联邦行政区制度，并且把国名重新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如此“解决”这个把革命、地方分离主义及政府不稳定搅和在一起的问题。但是，他的独裁政府正如乌斯塔沙（Ustasha）一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1934年10月9日，克罗地亚极端的分离主义分子在马赛暗杀了当时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乌斯塔沙。
其他的东欧国家也大多走上相同的权力主义道路。1923年斯坦姆波林斯基被暗杀之后，保加利亚的国王鲍里斯（Boris）就任命保守派的政治家、依靠警力来统治国家。从1925年起就自愿流亡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Carol II），在1930年时回国即位，执政积极。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1926年5月，使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元帅得以从主张平均地权论的维托斯总理手中接掌波兰政权的军事政变。
1921年的波兰宪法赋予议会多数派组织内阁的权力。但是这个多数派支离破碎，包含的政党多达59个（包括33个代表少数民族的团体）。在1918年11月到1926年5月的八年里，接连更换了十四位总理。因为议会制政权的成功而获益最多的维托斯，他的农民党与城市自由主义团体，都无法形成具凝聚力的核心。缺乏有效率的管理，很难调整统一波兰的经济。西里西亚人与柏林、加利西亚人和维也纳，都曾有过贸易关系；而东部的波兰人则曾经以俄罗斯的经济活动马首是瞻。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必须缓慢且痛苦地以华沙为中心来开展经济活动。
民众渐渐开始轻视议会制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领导波兰军队对沙俄的爱国老人——毕苏斯基，于1926年5月的政变时，得到工会和军队两方的支持。夺权之后，毕苏斯基就创立了单一民族运动——与政府合作的无党派联盟。单一民族运动的目的，是促进国家那在政党口角中已经荡然无存的“道德更新”。
在非常需要国家统一与政局稳定的新国家里，20年代的议会政权却有着毫无效率、腐败堕落与派系不和的名声。此时尚能勉强幸存的议会制政权，却在30年代时被权力主义政权所取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保持议会共和政体。在东欧各国中，只有捷克拥有大量的本国中产阶级，以及高度发展的自由主义传统。继承旧奥地利帝国的工业基础，使新兴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发展经济时的适应不良与通货膨胀等问题比其他东欧国家要少。捷克人设法在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里，转移斯洛伐克与日耳曼等少数民族的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由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总统掌权。一直到1935年去世，马萨里克单纯依靠他的个人影响力掌握了由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平均地权论者与天主教人士结合起来的议会核心，法国历史学家鲍蒙特（Maurice Baumont）将其称为“受敬重的独裁”。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