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随着中日战线的扩大，日军在华兵力不敷。毛泽东《论持久战》预言的战略相持阶段来临。蒋介石见前线渐渐稳定，而八路军的敌后抗战轰轰烈烈，又由“忧国”转为“忧共”，撇下民族大敌于一边，集中精力对付中共。1939年1月，国民党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蒋介石亲自拟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后，国民党军政人员急不可耐地发起反共高潮，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接二连三地挑起摩擦，使得国共双方的争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根据国共当初签订的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已于1937年9月成立，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下辖23个县。首府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谁知国民党延安县政府和党部却一直滞留在城内不走，硬弄成一地两个县政府。并且，他们还专门派特务收集延安的情报，屡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军民对这个县政府和县党部恨之入骨，好几次轰他们走，可他们仍死皮赖脸拖着， 就不走人。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他们更是蠢蠢欲动。
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时任西北青工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等人商谈工作。警卫员翟作军给他们端茶送水时，听到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延安地区的军民团结搞得很好，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很有成绩。国民党几次派特务来边区想搞破坏，结果，不是一进门就被识破，就是被我们放长线，钓了大鱼，一个都没跑脱。边区的人民拥护我们，特务来到边区，就成了瞎子、聋子，钻到哪里，都弄不到情报，还现出了原形……”
大家谈的问题很多，也很热闹。毛泽东和他们笑声不断。翟作军见他工作了一天，好几次劝他休息。毛泽东都笑着说：“好，把问题谈完了就休息。”
可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点多钟，还是那么兴致勃勃，好像有说不尽的话。翟作军守在窑洞门口，在洞外的土墩上坐着，谁知因为太疲倦，坐下不久竟然睡着了。
当他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急忙走进窑洞，一看：毛主席不见了，冯文彬等人都走了！他急忙转身到警卫班住房，其他几人也不见了，这一下，着了慌，拔腿就往外跑。
然而，他在城里跑了一大圈，找遍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边区政府机关，都说没见到毛泽东等人，也打听不到他们的去处。翟作军心急如火，心沉重极了：“主席现在哪里呢？”再无什么地方可以去找了，他六神无主，东张西望，拖着双腿，一直走到国民党安在延安城那个县政府门口，猛然看见毛泽东从里面走出来，并且还同国民党罗县长边走边谈话。
翟作军又惊又喜，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
原来毛泽东和冯文彬等人谈话后，立即决定亲自去找国民党县长谈话，警告他们不要乱动。说走就走。毛泽东立即带着警卫员出发。大家见翟作军困得睡着了，不忍心叫他，没叫他就急匆匆跟着毛泽东走了。
此刻，几个警卫员见翟作军这副样子，安慰他说：“你着急了吧？”
翟作军点点头，表示自责。
谁知他抬头看到罗县长后，心里就来了气：这种人对毛主席能安好心吗？想着就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可又见毛泽东同他谈得友好。罗县长对毛泽东也是点头哈腰，说着表示敬佩的话。
最后，毛泽东停下脚步，说：“罗县长，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务请三思。”
“诚然，诚然。”罗县长点头回答。
稍停，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嘛！即使成不了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人吧！”
罗县长躬着身子说：“主席言之极是，兄弟我高攀了。鄙人一定言必信，行必果。”
毛泽东与罗县长分手后，往住处回去。翟作军和其他人跟在后面，心里却很纳闷：主席咋还亲自到国民党县政府来找罗县长交朋友呢？！想着想着，于是忍不住向前问道：“主席，像罗县长这样的人，本性难改。他是国民党顽固派安在我们边区的一个钉子，干脆把他抓起来行不行？”
毛泽东笑了笑，没直接回答，反而问他说：“你们再想想，对罗县长，我们该怎么办？”
几个警卫员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但最后的结论是：把他抓起来，最好是立即枪毙，免得他再带着特务多事。然后，众人望着毛泽东，等他表态，是抓还是不抓。毛泽东却对他们讲起故事来了，说：“在一个家里，有弟兄两个，一天发生了争吵，差一点打起来了。恰好这时，进来一个小偷偷东西。你们说，这兄弟俩是看着小偷不管，继续吵下去呢，还是两人一起去抓小偷？”
“当然是去抓小偷。”众人说，“这个道理还不明白嘛！”
“这就对了。”毛泽东肯定了他们回答。
几个战士一时并没明白毛泽东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毛泽东接着说：“这兄弟俩一道去对付小偷，保护家里的财产，是维护全家共同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随即话题一转，“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有一个是去当亡国奴还是不当亡国奴的问题。所以，在抗日问题上，我们和国民党就像这两个兄弟一样，要讲团结，讲统一战线，共同来反对侵略者。这个道理，你们说对不对？”
战士们终于明白，此话的意思正是毛泽东刚才对罗县长说的那句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毛泽东边走边教导大家说：“实行国共合作，不容易呀！要有诚心、诚意，还要有耐心。我们呢，要用一切办法去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的投降派。一只公鸡四两力嘛！多一分力量，抗战就多一分胜利。”
自毛泽东与罗县长谈话后，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的这一班人马果然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在延安为所欲为，简直成了一个空架子，什么县长、科长和办事员成天缩在屋子里，不敢出门。这样的“工作效率”，马上引起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不满。国民党中央见陕西省党部好久没报告搜集的边区情报，不住地频频催问。后来，省党部主任拍着桌子发火了：“既然收集不了情报，就别占着这个茅坑不拉屎！”下令国民党延安县党部和县政府一起撤走。
于是，在边区军民的一片讥笑声中，罗县长和特务们夹起尾巴，耷拉着脑袋溜回了西安。
谁知没过多久，在国民党军对延安进行大封锁的时候，罗县长竟然独自从西安急急赶回延安来了。他一进城就往边区政府奔去，找到林伯渠主席，急切地说：“林主席，我要投奔延安。”
“怎么，你也要投奔我们？”林伯渠有些惊讶。
“是的！西安乌烟瘴气，实在没办法待下去了！”罗县长说。
“为什么？”
“这帮子人不抗日，只知道钩心斗角，争权夺权。”罗县长说，“还是边区军民有抗战热情。毛主席亲自对我进行了教育，我也有中华民族的自尊与爱国的良心，我不愿继续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卖命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林伯渠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