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们重逢在天龙，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客气而漫无边际地说着“你好吗”、“你忙吗”，把心藏在眼睛后面。我曾设想过我们会在街边、咖啡店、饭店、酒店大堂、不得不去的宴会、开业庆典、公司尾牙、别人的婚礼或者葬礼、新生儿的满月酒或老人的百岁宴……可我没想到会在天龙。因为我对他说过，万一我们分手了，就不许他再踏进天龙半步，那是给我带来最多快乐的地方，我不许他出现，不许他玷污了那里的快乐记录。他说，那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地方，要不是为了陪我，他才不会去呢。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分手呢？我们怎么会分手呢？当时，他说完，我笑了，笑得特别甜。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时笑得特别傻，是不知死期将至的那种傻笑。
我将最后一支烟蒂丢到窗外，雨迅速把它浇熄了。
我说：“我才不会去写什么该死的《去年在我们的房间》。”
他猛吸了一口烟斗，车厢里瞬间溢满诱惑的奶油香气。
他说： “我也不会去拍什么该死的《去年在我们的房间》。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真的要拍《去年在我们的房间》。”
他把“我们” 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像是为了强调，也像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我却在努力回想我们是否真的有过“我们的房间”，答案是Ｎｏ。没有什么是“我们” 的，除非以后会有……“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写《去年在我们的房间》。” 他说，“我们” 两个字还是咬得特别重。
“我宁愿写《去年在我们的床上》。” 我说。
我把“床上” 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前面的几个字又说得特别轻佻，只要是还有听力以及智商的人，都不会误解句子里的含义。他应该听明白了。
酒醉的李国庆被我们惨无人道地丢在洗浴中心，无人问津，难为他曾如此醉心于对我的追求，我真是太没人性了，不过我很喜欢自己这么二百五。他于凌晨三点打电话给苏涵，苏涵没接，把手机调成静音扔得远远的。手机和地毯发出沉闷的碰撞声，我们相视一笑。苏涵拍了拍我赤裸的脊背，响亮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说：
“丫头，睡吧。”
我枕在他的臂弯里，手轻轻地搭在他的右肩。他用胳膊环绕着我，时不时地用下巴上的胡子扎一扎我的额头。我总是不肯确定这并非梦境，更使劲地往他的怀里钻，用力去嗅他身上的味道。是他的味道，没错，是他的味道，也是我的记忆。他总是在迷迷糊糊之中再亲一亲我，拍一拍我的肩膀，让我睡得踏实，然后才打起嘹亮的呼噜。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和我的爱打招呼。
以前———我恨我还要加上这样的状语———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这样睡着的，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又似乎时刻都在提防对方会偷偷溜走。无论何时睡去醒来，我一定要睡在他的左边，他必须睡在我的右边。他问为什么，我说：“这样我离你的心最近。”
离得近，不代表就会在一起。但假若离得远，掌握好一定的距离，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吗？我不想再思考这种无聊的问题，真的不想。今天就是今天，明天的事，醒了再说。我们不一定非得把明天想好了才能结束今天的生活，对不对？郝思嘉是我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