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三省的官制改革，瞿鸿禨把袁世凯的以权谋私看得很清楚。特别是段祺瑞竟然从道员直接升任巡抚，不但这种破例提拔前所未见，而且谁都知道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于是，这个因为不受贿便什么也不怕的军机大臣向奕劻和袁世凯发动了猛烈抨击。
赞同并支持瞿鸿禨的，还有一位封疆大吏，即云贵总督岑春煊。
岑春煊的性格更加独特。他的父亲因军功曾任云贵总督，因此这位“高干子弟”桀骜不驯，被称为挥金如土的“京师三少”之一。岑春煊的仕途也很顺利，三十多岁时成为广东布政使，后调任甘肃布政使。庚子年间因护驾有功深得慈禧赏识，很快升为陕西巡抚、四川总督，并加封太子太保衔。这位性格狂妄的大吏，在拒绝贿赂上与瞿鸿禨一样。两广富商财源广进，求见高官时常在禀词中加上几十万两银票，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官场规则。及至岑春煊上任两广总督，他不但当面拒绝银票，而且还大发雷霆，弄得富商们人人不知所措。岑春煊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撤换的贪官竟达一千四百多人，到他离开上任云贵总督时，两广民众因“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在”而自发为他送行。一九○七年初，岑春煊再次调任四川总督，他担心“巴蜀道远，此后觐见无日”，于是打算赴任之前面见慈禧，详陈种种危险，“以期不负两宫眷倚之意”。
岑春煊突然进京，这一消息骤然加剧了紧张气氛。
当时，《京报》主笔汪康年是瞿鸿禨的门生。在瞿鸿禨的主使下，《京报》竟然把段祺瑞向载振献名优的丑闻公布了出来，来龙去脉，绘声绘色，一时成为整个京城广为流传的花边新闻：“段颇欲自辨，然外间喧传，遂登白简。衮衮朝贵，其肆然无忌，竟以国家之土地生民，供其纵欲之具，可谓暗无天日。犹赖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
具有“霹雳手段”的岑春煊，四次进宫向慈禧太后当面陈奏，矛头直指奕劻的贪污受贿，说从前卖官鬻爵还都是些小职位，现在从京内侍郎到外省督抚，都可以受贿之后一一卖出，真可谓“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慈禧听了岑春煊的话，居然流了泪，她说：“我久不闻汝言，政事竟败坏至此。汝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即知县亦常召见，均以激发天良，认真办实，万不料全无感动！”岑春煊接着就把权力的贪腐上升到了关乎政权存亡的高度：“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回天无术矣。”他表示愿意留在京城，为太后和皇上效力：“内外本无分别。惟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慈禧的回答是：“汝言极是。”
第二天，圣旨下达，岑春煊补授邮政部尚书。
在瞿鸿禨和岑春煊的连续上奏下，首先倒台的是邮传部侍郎朱宝奎，罪名是承办沪宁铁路时“勾结外人，吞没巨款”，而他的官位也是通过行贿奕劻得来的。一个相当于副部级的高官下马，顿时引发京城内的官场震动。没过三天，御史赵启霖上奏，揭露奕劻受贿卖官以及杨喜翠事件的真相。市井传闻变成了真事，再加上御史是专门督察官员的监察官，慈禧不能无动于衷了。朝廷下旨革段祺瑞官职，载振请辞农工商部尚书，并命载沣、孙家鼎彻查此事。
岌岌可危的奕劻和袁世凯必须反击了。
他们不反击则已，反击就必须置瞿鸿禨和岑春煊于死地。
慈禧太后曾对瞿鸿禨表示，如果查出实据，就让奕劻休息。或许是本身胸无城府，或许是过于乐观了，瞿鸿禨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夫人，夫人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汪康年夫人，汪夫人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泰晤士报》的记者。英国记者立即报告了英国公使馆，英国公使担心一旦奕劻下台会影响中英关系，恰逢慈禧太后设宴招待外宾，英国公使夫人就把这个意思委婉地向慈禧说了。深宫之事，洋鬼子怎会知道？谁能传出这个消息？慈禧想来想去，只对瞿鸿禨一人说过。
一个绝好的机会突然来到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