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胡思乱想连累到大洋彼岸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东京筹备立宪组织，革命派将鞋子扔在了他的额头上。
随着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激化，双方的隔阂与对立越来越深，有人出面调停，梁启超赞成停战，而革命派却不依不饶，言“一驳不胜则再驳，再驳不胜则三驳，至于十驳，至于千驳”，一定要“犁庭扫穴，不留余种以毒人”。梁启超遂关闭了《新民丛报》报馆。
革命派与立宪派辩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都乃空前。论战划清了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的理论界限，双方的言论都对推动时代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如“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民素质”等词汇开始在中国流行，尽管这些词汇仍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中国人消化吸收，但这无疑是论战双方所创造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产品。这场论战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普及全民政治意识的角度讲，它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舆论和理论基石。
论战是革命潮流内两种派别的论争，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拼杀。
辩论的观点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不是革命与反动的分野。
胡汉民说梁启超丢盔卸甲有些夸张，梁启超说革命派受到沉重打击也是自我安慰。他们在辩论时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现状和利益。中国的最大多数，是封建体制下的农民。千百年来农民之于中国的政治诉求是什么，离开了这一现实任何关于社会变革的争论都如空中阁楼。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热衷的政治理想仅是一种“完美的幻想”，反动与革命的界限永远不在于哪一方的幻想更加完美，而在于是否合乎历史的条件。革命派设计的未来中国的政体模式似乎更为美好，但是他们的设计显然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
辩论正酣时，梁启超这边风平浪静，革命派内部却出现了混乱。
孙中山可以成为论战的领袖，但是他没有能力用“三民主义”统一同盟会员的思想和意志。从一开始，同盟会就是各种派别聚集在一起的大杂烩。有人热衷于排满，给自己取了“灭胡第一人”、“纯粹汉种”等凶悍的笔名，是一群种族主义的鼓吹者，是地道的“一民主义者”。还有相当数量的同盟会员，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平均地权”，入会的时候声明保留意见，他们勉强称得上是“二民主义者”。另有一些干将人物，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有的是国粹主义者，如章太炎。同盟会内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发动武装起义，即使赞成者也在适合发动起义的地点上争执不休，有“中央革命”派，有“边地革命”派，还有“中部革命”派——中国国土辽阔，如果在中间还是边缘、东面还是西面、西北还是西南等问题上争论下去，哪里是个尽头？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派所持有的立场，直接影响着同盟会的生存状况。而从长远目的上看，日本人企图影响和控制中国革命进而拓展日本在华利益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政府一面与革命派保持联系，一面又与清廷做着要挟性的交易，同盟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独立性？再者，同盟会员大多是留日学生，流动性极大造成了同盟会的不稳定；留学生们无力负担会费，也致使同盟会的活动经费常常捉襟见肘。另外，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于是其领导机构常常随着他满世界转移，这导致同盟会本部基本丧失了统一领导的功能。
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宣言的形式揭示了其内部弊端：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想，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界，皆大有人在。故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等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主攻击，或为犬客，非无共同之计划以致之乎？而外此之入主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耳。如徐锡麟、温生才、熊成基辈，未入党者也，一死安庆，一死广州，一死东三省，非无切实之组织有以致之乎？而此前朝秦暮楚，与夫轻举妄动，抛弃生命者，更不知凡几耳。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历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至叹党员之寥落……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一九○七年二月，因国旗样式问题，黄兴与孙中山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这一图案是烈士陆皓东生前设计的；而黄兴认为这个图案太像日本国旗，主张用井字旗，以代表平均地权。两人的情绪都很冲动，导致黄兴要脱离同盟会。争执中，宋教仁站在黄兴一边，认为孙中山过于专制跋扈，导致会员离心离德，同盟会前景黯淡，于是他辞去了代理庶务干事的职务。接着，孙中山在财务问题上受到会员们的质疑。由于受到清廷要求引渡的威胁，日本政府私下给了孙中山五千元路费，然后公开勒令他离开日本。日本友人也送给了孙中山一万元。临行前，孙中山给了经营困难的《民报》社两千元。但章太炎认为，至少要留下一万元才行。矛盾一出，加上言辞激烈，经费问题逐渐演绎成这样一种说法：孙中山秘密接受日本政府的赠款随即离开，背后肯定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章太炎更是在孙中山的照片上写下“卖《民报》之孙文”，然后把照片寄给已经到达香港的孙中山以示侮辱。随着国内的几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张继提出“革命之前，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则坚决主张撤换孙中山，让黄兴来当同盟会总理。有史料表明，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很大成分源于日本人从中挑拨。同盟会里有八名日本会员：内田良平、宫崎寅藏、萱野长知、未永节、清藤幸七郎、平山周、北辉次郎和和田三郎。八个人的政治派别不尽相同。其中，北辉次郎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孙中山持有的美国式民主政治的幻想“浮华轻佻”，他与同盟会中的刘师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是始终支持孙中山的宫崎寅藏经手的，而首先发难者就是北辉次郎。当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拒绝撤换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时，北辉次郎竟对刘揆一动了武——“批其颊”——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的颐指气使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