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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办公室和套房位于三楼。这幢小楼似乎是“打手”的秘密住所之一，他在中国每座大城市都有这样一处住所。林自豪地向我展示浴室，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像这样的浴室总共也只有五六间。一名男仆给我们送来了热毛巾和两杯滚烫的开水。
我本打算用杯子里的水洗手，却看见林用毛巾擦完脸后喝起水来，于是就停住了。林解释说，没烧开过的生水喝下去是很危险的，只有从长嘴茶壶里倒出来的水才能入口。我说我宁可喝苏格兰威士忌，就算没有冰块和凉水勾兑也无所谓，说罢便对着酒瓶喝了起来。
两名秘密部门的官员前来跟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用的是筷子。我被让进了传统的上座——正对着门的席位，这样，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偷偷靠近我。晚餐的菜式多得数不过来，绝大多数我都从未见过。这顿饭似乎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从始至终，我们频频举起盛着热黄酒的小酒杯相互祝酒，每喝完一杯都把空杯底亮出来，同时嘴里用中国话说着“干杯”。这样喝了很久，三个中国人的黄脸都泛了红，而我则感到不太愉快。
“这顿饭还要吃多久？”我终于忍不住问林。
“主随客便。”
我说：“好，客人想上床睡觉了，该怎么宣布结束呢？”
林说：“站起来就行了。”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客人们也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他们鞠了个躬，拿起帽子和外衣，又鞠了个躬就走了。这是中国一种很有特点的习俗：客人告辞时很干脆，就像竞技场上的斗士，绝没有半点拖泥带水、让人精疲力尽的漫长道别过程。尽管我喝了不少酒，客人们的离去也合我的意思，但我上床时还是垂头丧气，没法振作起来。公寓里弥漫着刺骨的寒冷，酒精也没法长久驱散这种寒冷。我的窗外就是这座阴暗拥挤、雾气缭绕的城市，这里居住着100 万黄种人，我完全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也不熟悉他们的行事方式。重庆号称天府之国，但与这里相比，我宁愿待在以荒凉著称的印第安纳州沃辛顿。
早晨也没有任何起色，天气又冷又潮，在只铺了一层薄棉垫的硬竹床上睡了一夜之后，我感到浑身的骨头都在隐隐作痛。房间里没有任何热源，即使披着大衣，我仍旧感到全身发冷。林不在，厨师也去市场了。我向仆人们比画着想搞点饭吃，结果拿到的却是一瓶威士忌。
酒让我稍微振作了一些，但我仍旧饥肠辘辘，同时又不敢离开小楼，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我跟仆人沟通的努力彻底宣告失败。我从墙上取下一张不大的重庆地图，示意他们随我来。在大门口，我先指指地图，然后又指指大门外面的中文门牌。门口的两名卫兵也加入了这场猜谜游戏。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我是希望他们在地图上指出这幢公寓小楼的所在地。
于是，我尽可能逼真地把门牌上的几个中文字抄画下来，就朝街上走去。两名卫兵跑着追上来，一边摇头一边示意我回去。我留在外面，抽着烟。当我把一截没抽完的烟头扔到街面上时，立刻有一个光着膀子的黄包车夫把烟头捡走了，动作快得像鱼跃出水面捕捉苍蝇一样，几乎连步子都没乱。我又点了几根烟，一根接一根扔到街道中央，一边跟自己打着赌，看烟头要过多久才会被人捡走。当我刚刚创下5 秒的时间纪录时，领头的男仆喊我进去，把我介绍给一个穿蓝棉布旗袍的漂亮中国姑娘。她行了个屈膝礼，用不是很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她跟她的叔叔和别的亲戚一起住在隔壁。她提出让她的老妈子替我准备早饭，或者她亲自在顶层我仆人的住处给我煎几个荷包蛋。我客气地请她不必费心。这实在是一个错误，因为她没有再重复她的提议。不过，她在地图上标出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并陪着我来到街上，叫下了一辆空黄包车。她告诫我每趟付的车费不要超过三角钱，然后向车夫说了一个地址。两名卫兵边反对边跟在车后一路小跑，随我来到城边一家肮脏的茶馆。我在那里就着茶吃了些撒上黑胡椒的鸭肝，权作早饭，两名卫兵一直闷闷不乐地在一旁看着。
我在街上四处搜寻，想找件合适的礼物来报答我的女恩人，但是只买到一瓶标签褪了色的廉价德国香水。我托人把香水送给那位中国姑娘，还附上了一张便条，邀请她过来跟我和林共进晚餐。她的回复是：
亲爱的奥斯本先生：真对不起，我今晚家中另有聚会。改天请你过来参加茶会。非常感谢你送的礼物。再见。
吕淑静
等到林回来时，我已经在百无聊赖中干掉了半瓶威士忌。他有点生气，因为我居然独自出门。我向他保证说我一直很小心，并且把怀里揣着的0.635 公分口径短管自动手枪掏给他看。当然，这支手枪他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啊，就那个！”他不屑地说。
为了证明手枪的威力，我把“打手”的大门打穿了一个洞，结果林更生气了。
“打手”似乎是去执行某项神秘任务了，没有一点消息。没有学员上门报名，也没有缴获的密码文件需要破译。只有一名说话温和、新近从德国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前来报到，他叫秦普，主要负责把我的一些密码手册翻译成中文。为了消磨时间，我拟定了一套密码学基础课程大纲，也由秦普翻译。秦是一名杰出的中国学者，英语说得比林好，并且通晓西方人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