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认为关于抢劫者的那一系列报道是他漫长主编任期内自己报纸的最佳作品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这一系列报道申报过普利策奖。他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他说：“这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报社黑人员工中间引起足够的烦恼和分歧，倘若我为它申报，只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然而，关于洛杉矶黑人情况的系列报道就不一样了。托马斯和他手下的黑人员工都为此而感到自豪，认为它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一社群的理解。托马斯为它申报过普利策奖，但未能得奖。托马斯说：“我猜这是因为关于黑人的报道已经够多的了。”
这时，报社的拉丁裔员工建议对他们这一族群也作一系列报道。据托马斯回忆：“他们说我们已经报道了黑人状况，为什么不报道拉美裔人状况呢？”他说，关于拉美裔人的系列报道也不错，但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他比较有节制。他多年来看到普利策奖理事会都是在东海岸成员的把持之下，所以担心关于拉美裔人的系列报道未见得会受到更多重视。“东边那些人与拉美裔人接触少，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新的。”
《洛杉矶时报》报道民族问题的思路，反映了托马斯13年前接任该报主编时形成的一种全新见解。当时他作了冷静的思索。他说：“我那时重新思考了许多事情。对事物的看法有点不一样了。我在这位置上不得不跟种种企业头目密切打交道。有些企业头目认为报纸爱听激进分子的意见而不爱听企业头目的意见，有点不公平。”托马斯就个人立场而言是属于自由派民主党人，但他认真思考了企业头目认为媒体有偏见的说法。“比方说，记者们是不是真的认为‘开发商’是一个脏字眼？”因此，他开始更多地思索关于商界的报道是否确有根据，为了做到公平，他对自己报纸的商界调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公平成了一种强迫观察。”
他还回顾了过去在编辑方面的一些决策，包括他自己领导几位新闻工作者完成有关洛杉矶市政府的采访而赢得1969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一事。他说：“我们当时真有足够的本事来对付这些人，而做到我们所做的事吗？”从他现在的新职位的角度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在当时似乎过于生硬地利用了《洛杉矶时报》的威力来防止公诉人拖拖拉拉。“我对那位检察官大概压得太狠了，逼得他不能不采取行动，因为他怕我们这家报纸。”
在1984年，普利策奖理事会审议过的另两篇申报公共服务奖的报道，一篇是《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慢行线上的安全问题》，揭露了汽车工业在保护公众防范有缺陷汽车伤害方面存在的失误；另一篇是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时报》考察刑事司法制度弱点的报道。
1984年--《洛杉矶时报》：因该报一组采编人员深入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南部日益增多的拉美裔人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