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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吴胖子的伟大友谊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的一个早晨。那是1989年的一堂写作课，我早早赶到教室，却发现一个同学都没有，老师来转了一圈儿就回家了，我坐在空空的教室里看小说，吴胖子走进来问：“怎么都不上课了？”我宿醉未醒，头疼欲裂，口干舌燥，懒得理他，他忽然登上讲台，用黑板擦敲了敲桌子一本正经地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学习！”我抬头看他，他接着说，“华北之大就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拍案而起：“在这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怎么能躲在书斋里，我们要走上街头。”
吴胖子笑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听百事可乐，扔给我，那甘甜的汽水滋润了我的喉咙，也滋润了我渴望友谊的心田。他问我：“走上街头，你想去哪儿？”我们当天就去了北海公园，并在此后不停地闲逛，有一天他拉我去他家，关上门窗，给我看黄色录像。那是我第一次看A片，两眼发直，此后三天都精神恍惚。吴胖子的家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栋干部楼里的两个单元，一套两居室他父母住，一套两居室他自己住，屋子里放着一辆日本产的小摩托车，说是他爸爸送给他的18岁生日礼物。他不会骑，车也没上牌子，他说他爸爸有办法给他上牌子。我当时一个“官倒儿”也没见过，倒觉得应该打倒吴胖子他爸爸，然后把那辆小摩托车抢到手。
再后来学校里搞教育活动，每个学生必须参加，不论上面老师在讲什么，吴胖子都捧着一本书在课桌下面看，书名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教育学习之后，同学们都很沉默，有一个周六下午，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回家，他忽然对我说：“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很有收获。”我奇怪，问他收获何来，他说，“好多所谓苦难，都是他妈的活该。”说完他冷笑一声，又重复一句：“They deserve it?”
吴胖子和我同一个宿舍，可他很少在宿舍里住，床铺上有简单的铺盖，却大多是给校园里的流浪歌手准备的，吴胖子住在家里。那时候他还不叫吴胖子，叫吴笑宇，体重70公斤。他私下里和我说，你怎么能忍受和一帮农民住在一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