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领着孩娃从岳父家里出来了。岳父坐在日光里的一把摇椅上,抽着烟用脚在逗着他家的狗(旧社会地主是不是这样呢),看了看我给他提的几包点心、罐头问:“是九都出的还是咱县生产的?”
我说:“是在九都百货楼上买的哩,出产地是省会郑州呢。”
他从我手里接过那东西,把糕点举到鼻子前如狗一样闻闻说:“不错,味道就是香。”又说,“你把这东西提上去一下寺庙里,去看一下你天民伯,他从镇长的位置上退下不干了,图清静住在庙里守着天天看古书。”
我从我岳父家里出来了。他没有提要培养我当村干部的事,没有提村里一潭死水的形势和革命,甚至没有让我坐一坐,没有让他的外孙红生吃些啥,更没有问一问我在部队的努力和表现,就让我从他家里出来了,就让我和孩娃们到程家寺庙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请客送礼,不是拉拉扯扯,不是绘画绣花。可我不能不去探望程天民,他是老镇长,是程颢这一支人的头和脸,祖上出过进士,爷那辈人是大清秀才,到了他,解放前就做了县民校的校长了。解放那一年,他被政府作为党外知名民主人士吸纳进去做了第一任的县教育局长。据说政府要他荣当县长时,是他自己感到了革命的艰巨和复杂,反退回一步做了本乡的乡长呢。到今儿,从内蒙古的大草原,到海南岛的小渔村;从大西北的戈壁滩,到鱼米之乡的渤海湾,革命都已风起云涌,红旗飘展,号角吹奏,然这时候他又主动从镇长的位置上面退下了,是害怕革命的风浪呢?还是以退为进,狡兔三窟呢?先前(那时候我像蚂蚁一样小),我随母亲到程村赶集时,在街头见了他,母亲拉着我躲到路边去,等他过去了,指着他的后背对我说:“娃儿,那就是乡长呢,长大你要有人家一半学问能当个村干部,娘这辈子就算没有白守寡。”怎么就知道我当不了村干部?怎么就见得我当不了村长、镇长或者县长、地区专员呢?在部队的革命时事教育和传统教育课上,指导员、教导员和团长不是不断说林彪二十几岁就当了师长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你们不就是落日也该是日过平南的斜阳吗?
程庙就在程后街中央的末端上。孩娃红生提着那两盒点心,我提着四瓶罐头,从程中街的二道胡同穿进了程后街。路上见到的人们都是反反复复问着那句话:“爱军,退伍了?”我对所有的人都装模作样笑一笑,点点头,从口袋抠出一支“黄金叶”烟扔过去。再问:“去哪儿?”我就答:“老镇长在庙里等我哪,我去看一看。”又说:“爱军,当村干部了可多关照关照你兄弟。”我说:“你看镇上死气沉沉的模样儿,我能当上村干部?”这时候,只要遇上一个识字的心明眼亮人,他就准会对我说:“只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你就准是青年干部哩!”
我就想,我执政了一定对这人好一些,只要他家政治上没问题,浇地时可以让他家先用水,买化肥时让他家多买几十斤。一定的。一定会这样,也一定只能这样儿。为啥呢?因为我高爱军是一个富有良知的革命者。
这是午饭前,男人们下地大多都没回来,女人们都还在家里烧着饭。走在程后街上,能看见各家烧火的风箱声像老鼠样溜着门缝窜出来,一股股的炊烟把天上的碧蓝罩成了云白色,像是一张充满忧愁的脸(谁的呢)。我扯着孩娃红生的手,他不断地低头去看手里的两盒点心,点心上的油光纸如在胡同中游动的两团火。我知道他渴念吃那点心哩,没人时我就把那点心盒打开,每盒里取出几块又给包上了。孩娃吃着点心时,脸上闪着幸福的光,黄灿灿一嚼一动,那光就掉在程后街的地面上。一街两岸住房的院墙、后墙和山墙,把程后街挤得有些窄,使那街道如一条干渠样。脱落的墙皮一层一层落在墙根下,听着那不间断的墙皮、泥土的落地声,望着孩娃吃点心时那气吞山河的模样儿,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