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二十七元八角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莱，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十二元的民办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零活；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她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总在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了一下，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里，父亲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用于药品，那一天父亲的日子就好过一些，如果没有这五至六元，他就难熬那一天因我的逃离而留给他的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钱又谈何容易？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的日常开支，家里的窘境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的时候。
一九八二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这一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免费。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一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的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去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我正是怀着少些内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亲，可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父亲突然把我叫住，把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千把里路来，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向医生跪下。”
我顿时哭了。我知道师医院远不如偏僻的农村县医院的技术和设备，知道父亲的病虽不是恶症，但也是难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更多的考虑是可以免费。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然后，我把师文化科长帮我在师卫生科开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出来给父亲看。父亲望着那信，脸上有很厚一层兴奋，挂着笑说：“想不到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御寒温暖，因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都感到自慰、感到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于父亲唯一一次孝敬床头的两个星期。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里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了许多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是果真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知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再愈，看电影回来后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野外看了一场电影，也才咳了几次。
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剧增，父亲不吃药、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则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就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一再地、紧锣密鼓地促催着出院，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亲也说：“不抓紧回家，怕‘老’在外边。”这就结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个月的床头尽孝、补过的日子。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十六毫米的电影机到家庭放电影的习俗，每包放一场十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人能飞檐走壁的《少林寺》。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十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在人世上多活一天。”这样，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和他的影片又走出我家大门——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有几分酸楚。给父亲送葬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痛哭着说，父亲在世时，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仅一场）他想看的电影，然后她们都以此痛骂她们的“不孝”，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本已止哭的脸上惨白而又扭曲，泪像雨注样横流下来，于是，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里留下的懊悔的阴影也许比我的更为浓重。而独属于我的顿足的懊悔，则是在一九八四年“国庆”，我没有给新婚的妻子买一套衣服，没有买一样礼物，我用借来的一百二十元钱完成了我的婚事，打发了妻子一生仅有一次的婚姻，当我领着毫无怨言的妻子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正赶上初冬的暴寒，父亲突然病危，使家里一天一夜慌乱不止，请医抓药，输氧熬汤，一家人不敢离开病床半步。那一夜阴雨刚过，天空有些放晴，我家上空的星月清冷而又稀薄，屋子里充满了寒凉和对父亲的担忧，大家连走路说话都慢步轻声，似乎生怕惊了父亲微弱的魂魄。终于到父亲的病情有些缓解，大夫把我和母亲叫到另外一间屋里，说父亲身体太孱弱，需要一些贵重药品的滋补。问：“家里还有钱吗？”母亲摇头。我也把头深埋在自己怀里。这时，大夫长叹一声以他特有的职业语气说：“只要二叔（我父亲）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不知道这位在父亲生病期间尽心尽力的乡村大夫那时候是对父亲生命将尽的判断，还是对我家——人世上一个普通的农民百姓家庭生存的一种总结。说完，他们就又到父亲床前去了，而我却不知为什么站在那儿没动。站在那儿脑子里嗡嗡嘤嘤一片，似乎从大夫的话里，预感到了一种不祥。不知在那儿站了多久，我独自从屋里出来，孤零零地立在寒夜，抬头望了一下冰色的天空。突然，我的脑子如天裂样划过一个想念，那可怕的想念如流星样一闪而失，带着轰鸣，带着剧烈的光电，在我的头脑砰然地炸响——我一点都不知是为了什么，完完全全是猝不及防：我脑子里又重复了半句大夫说过的话：“只要二叔活着，你们家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如果把大夫那完整的一句话重复完整也就好了；如果把这话别的含义想想也就好了，可当时，那半句话在我脑际戛然而止，如冰冻样结在了我的脑际。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意——“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或者说，那含意就是我对父亲故逝的一种盼望，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次逆子私欲的无意的表白。那时，当我立马意识到我脑里闪过大夫那半句话里，似乎有“我希望父亲早一天离开人世”的含义时，似乎“想以父亲的死来换取我们家（我）的好日子”时，我顿时木呆了，震惊了，身上有一阵冰冷的哆嗦叮当着从我头上朝脚下响去。仿佛害怕父亲能够听到我的想念，害怕母亲和哥、姐们突然出来，看见我内心的罪过和卑劣，我慌忙从院落往宅后的空院躲去。那所空宅院落里，那所父亲在我当兵后每夜走动而染疾的空院里，潮湿而又阴暗。早已落叶净尽的桐树椿树，淡影婆娑；浓厚的湿气、腐气有声有响地在空院里滚来滚去。立在那空院的中央，我仿佛被孤零零地推到了寒夜里无边无际的山野或海的中间，浑身都漫溢着孤独和寒冷。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想法，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个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老天好像要让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惩罚，他行施了他权力中的应验，他让我对我父亲有了那一念之间的罪恶想法的两个月后，便把我的父亲召唤去了。让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我们兄弟姐们和他的那些如亲子样孝顺的侄男侄女，及他苦恋着的这个活生生的人世。
现在，可以清理一下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了，可以由我自己对我自己实行一次良心的清算了。先说一下我没有花那十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寺》，当时，我身上是一定有钱的，记得回到豫东军营以后，身上还有十七元钱。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挤出十元钱，包下一场电影，让父亲生前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乐道的“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十元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