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矛盾交织同样贯穿始终。
最早参与中美两国交往的美国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商人追求的是物质利益，而传教士则是美国精神生活的代表者。相比之下，传教士对政府政策和国内舆论的影响比商人大得多。“门户开放”政策固然是为了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但也蒙上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历史学家韩德就此指出：“无论这些利益集团（按：指实业家、政治家和传教士）的根本目标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共同信仰，就是使中国保持门户开放，以便美国人可以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影响。
这些美国人坚持认为，在自由竞争中，他们的基督教慈善动机，他们的经济知识、技术和资本，以及他们有吸引力的民主制度，使他们享有明显优势。美国人梦想使中国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独立和‘现代化’，这一梦想激发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人期望中国人会因感谢这种帮助而对美国友好，这种期望又使‘门户开放’政策得以维持下去。”{15}也就是说，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思想基础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此后的几届美国总统，有的（如共和党的塔夫脱）更偏重于推进在华的经济利益；有的（如民主党的威尔逊）则寄厚望于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当日本直接侵略中国时，美国正陷入空前的国内经济危机，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政治社会蔓延。同时，美国的外交注意力集中于欧洲，胡佛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来说并非生命攸关的地区。{16} 因此，美国无意也无力承担对日战争的风险来援助中国，现实利益压倒了道义原则。然而，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和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毕竟体现了声援弱者反抗侵略的“理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抗日，明明是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用罗斯福的话来说，目的不过是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希望中国成为战后美国的盟国而已。{17}但是罗斯福抬高中国（其实是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签订取消治外法权的“平等新约”等做法，又给美国政策罩上了“道义”光环，使美国以中国的恩人自居，并要求中国人感恩戴德。{18}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的战略棋盘中的一角，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的形象，便从“土地改革派”、“民族主义者”变成了“苏联走卒”。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共都是美国的当然敌人，国民党就相应成了当然盟友——从抗日的盟友转为反苏反共的盟友。美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集中反映在有关对华政策的几次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理想，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及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较有现实感的人，包括外交官中的范宣德、谢伟思、柯乐博，国务院顾问班子中的凯南，决策者中的马歇尔、艾奇逊（他们制定的实际政策同本人的思想倾向不是一回事）。
站在对立面，起最大消极作用的是“中国帮”。撇开其成员各自的政治动机不谈，可以看出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特点：强烈的反共意识和对美国“无所不能”所持的自傲。其中还有一些人以宗教的狂热竭力鼓吹按照美国理想改造中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是一个现实感与理想主义兼备的悲剧性人物。他较早预见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但始终不肯放弃按照基督教信仰改造中国的毕生愿望。{19}
在现实派里，以当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的乔治?凯南对后来美国外交思想影响最大。他是外交官兼学者，能从理论高度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分析。凯南认为美国的标准应是固定的、有限的，从本国利益出发的，而不应以为美国在道德上高于其他民族。过去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严重的缺陷是用法理加道德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他提倡以地线政治为基础的均势外交。{20}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凯南认为世界上只有五个地区对美国安全来说生命攸关：美国本土、苏联、英国、莱茵河谷以及日本。美国在远东的防线应划在西太平洋上以日本为中心的弧形地带。{21}至于亚洲大陆上的政治动乱，凯南劝美国决策者不必过虑。
中国贫困落后，缺乏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不了强国，即使同苏联结盟，也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多大威胁。虽然中共同苏联有意识形态的纽带，“民族主义很可能被证明是共产党人的棘手问题”。{22}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凯南批评了美国对东方国家那种以恩人自居的态度，指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判断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和需要”。美国连自己的民族融合问题都没解决好，还是少插手他国国内事务为好。{23}
凯南的思想影响了艾奇逊等决策人物，但是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气氛和冷战背景都不允许凯南提出的国家利益原则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在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共意识形态便同消除“中国军事威胁”的战略考虑融为一体。这时的反共口号不仅仅是美国扩张的借口，也真实地体现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以及自信心所受到的打击。正如费正清所描述的，“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受到直接威胁。”{24}由此可见，遏制新中国发展既是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又是维护美国理想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