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
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12)
大国战略
唐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