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对科龙的两次质疑，科龙均有合理的解释。中国证监会不能因这两次质疑而对科龙进行立案调查。
中国证监会对科龙的第一次质疑是2004年11月29日，广东证监局质疑科龙2003年度报表中存在4000万元虚增利润。
负责为科龙公司审计的香港德勤会计师行2005年1月28日向中国证监会明确提出异议，并申请国家财政部仲裁。2005年4月26日，德勤告知科龙广东证监局已认可科龙2003年度报表。
第二次是2004年12月1日，科龙收到由中国证监会广东证监局发出的《关于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信息进行自查的通知》，此函要求科龙回答是否从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开出一份金额为2.76亿美元的担保函，该函并未问这份担保函是为谁担保的，而同时列出的另外几项担保，均询问了是为谁担保的，即被担保人的名称，这是此事奇怪之处。这么大金额的担保案，为什么不事先查明是为谁担保的。此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23亿元左右。科龙和有关银行迅速就此事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科龙从来都没有开出任何一份2.76亿美元的担保函。科龙董事会于2004年12月4日立即回函给广东证监局报告此事，书面说明无此担保。广东证监局也没有进一步询问此事。
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正是这虚构的2.76亿美元的担保函成为科龙立案调查事件的导火索。
2005年4月5日中国证监会通知科龙“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要求立案调查”，并开始派调查小组进驻科龙。据财会专家分析，担保这种问题非常容易调查，最多只需4～5个工作日，也就是4月10日左右，调查小组就应该可以查明这份担保纯属谣言，子虚乌有。当时身为调查小组成员之一的一位处长曾感觉这个谣言让他们很为难，并说“这个担保真是搞死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调查不仅并未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2005年7月26日，我到湖北省委办公楼，去向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报告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书记告诉我，在2005年4月底他因襄阳汽车轴承的股权转让之事打电话给中国证监会的尚主席，问为什么襄轴的股权转让迟迟不批。尚说因为科龙电器被立案调查，书记又问科龙是什么问题以至影响襄轴的股权转让，尚说查一查再回话。
几天后，尚给书记回话说，科龙是因为涉及给格林柯尔20多亿人民币的担保问题，是大案子。到此时，我才清楚科龙电器被立案调查，其罪名居然是那2.76亿美元的担保。很明显，广东证监局仍然以此罪名上报中国证监会，进而申请对科龙进行立案调查，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另外，2005年5月9日，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同志会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同志时，问到科龙一案的情况，范副主席的答复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从范副主席的答复不难看出：一、经查明，启动调查的所有依据都是没有事实基础的；二、2.76亿美元担保也是不存在的。
可是面对这样的事实，调查小组不是马上停止对科龙已经造成巨大伤害的调查，而是继续展开更大规模的调查，大有不见“问题”誓不罢休之势。
关于幕后黑手
中国证监会为何会对科龙进行立案调查呢？原因就在某个人身上。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因为科龙是块美玉，才遭到这个人的觊觎，而我正因为怀有科龙这块美玉，才落至今日身陷囹圄。这个人为了强买我手中的股权，勾结部分腐败官员，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恣意欺骗，一手遮天。他伪造了2.76亿美元的担保函，进而引发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调查，欺骗了中国证监会，最后引至中国证监会处于骑虎难下之境地，欲罢不能，最后到了不查出科龙的违规行为，中国证监会便无法结案的地步。对于这样一个为了个人利益而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我强烈要求，将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以上是顾雏军作出的种种辩解，而对于因科龙股价下跌给股民带来的损失，顾雏军也有不同说法。他说在2004年年报公布前，对于当年5.1亿元销售收入，德勤曾向科龙提供过四种方案。顾雏军本人以及科龙董事会都要求德勤选择其中一种方案，即德勤根据审慎原则，不要将该笔销售收入在年报中予以确认，并为科龙2004年年报出具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但德勤却不顾顾雏军和科龙董事会的要求，自行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即在年报中确认该笔收入，同时对年报出具了有保留的审计意见。
虽然科龙被检方指证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但科龙并没有给股民造成损失，只是中国证监会发布科龙整改报告之后，科龙股价才开始下跌。所以即使追究责任，也应是德勤负全责。
顾雏军对科龙一案的诸多说法只是一家之言。要揭开笼罩在顾雏军头上的重重迷雾并非易事。顾雏军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