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进行思想启蒙，鲁迅那时觉得最好的手段是文艺。“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但中国的文艺，一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温柔敦厚，不足以震人心魄，于是鲁迅认为应该“别求新声于异邦”，到外国寻找能激励人心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符合这个要求的是“力足以振人”、“不为顺世和悦之音”的“摩罗派”诗歌，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
这就是他的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的主题。这篇长文介绍了英国诗人拜伦和雪莱，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诗人密兹凯维支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等的生平和作品，总结出他们的精神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文章高度赞扬这些诗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顽强意志。例如拜伦，是这个摩罗派的宗主，他的诗就最有代表性。不但作品如此，他本人的行动也是反抗世俗反抗强权的。他为了援助希腊独立，亲自到希腊参加抵抗入侵者的战斗，最终战死在沙场。
对波兰和匈牙利诗人，鲁迅在赞扬他们的战斗精神时，也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们的国家都曾受沙俄的入侵和残酷统治。他们的作品表现了愤怒情绪和反抗意志，是鲁迅这一代中国人所能理解并能引起共鸣的。
周作人文章的观点和鲁迅很接近。他那篇题目很长的文章，据他说也是为了多挣稿费，凑起来的。本来可以分为上下两篇。前半部分是讲文艺理论，后半部分批评当时刚出版的一本《中国文学史》，觉得书中问题很多，就一条一条列出来加以批驳。
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出文章（文学）应该有“四义”：“其一，文章云者，必形之诸墨者也”；“其二，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盖文章非为专业而设，其所言在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人心，而非仅为一方说法”；“其三，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也”；“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
关于文学的使命，周作人认为有四项：一、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二、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三、阐示人情以示世；四、发扬深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
周作人给文学以相当高的地位。他说：“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中国古代曾有曹丕在《论文》中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事，不朽的业绩，当然是有些夸张。周作人也像鲁迅一样，寄希望于文学有力量改造社会和人生。“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冀也。”他偏重的文学作品，也是立意在反抗的摩罗派诗歌。
文章批评了儒家的诗教，坚持要“摈儒者于门外”，他认为儒家学说“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其观点之激进，比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指出儒教的危害至今仍然十分严重：“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趋势所兆，临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
第一本翻译集问世
周作人称以上那些文章是流产的《新生》杂志的甲编，那么它的乙编就是接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
鲁迅、周作人和许寿裳三人仍同租房屋居住。新屋是朝南的，靠东一间是十席，周作人和许寿裳同住，西边一间六席，鲁迅独住。还有一间三席的作为食堂，门厅两席，下房三席，浴室、厨房和男女厕所各有间。这要比“伍舍”舒适得多，他们也可以摆好书桌好好做点事了。周作人翻译了多篇短篇小说，拿到《民报》上发表，有些篇什还经章太炎先生润饰过。
他们想自己印小说集，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资金。可巧，这时，他们的住处来了两个客人，是夫妇两个。男的叫蒋抑卮，是个秀才，爱好读书，思想比较开通。他到东京是为了治耳病。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可以在东京租房长期居住，但刚到这里，一时还找不到，再加上不懂日语，需要人照顾，只好借住在鲁迅这里。鲁迅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搬到周作人和许寿裳的房间里，这样凑合了两三个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