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最感人的一节是描写一个因患眼病不能参战的士兵，回到家里与其妻子的对话。斯巴达国的女子个个都勇敢坚强，她们曾说过：唯有斯巴达的女子能生真正的男儿，也唯有斯巴达女子能支配男儿。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曾发表文章《斯巴达之国民教育》，介绍该国女子送男子参战时说的话：“斯巴达妇人爱国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临战场也，辄视之曰：‘愿汝携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
在鲁迅笔下，当妻子埃列娜闻知斯巴达全军覆没，唯自己丈夫生还时，厉声斥责丈夫道：“噫嘻君乎！不胜则死，忘斯巴达之国法耶？以目疾而遂忘斯巴达之国法耶？……而目疾乃更重于斯巴达武士之荣光乎？”鲁迅写这一段的目的是激励那些“不甘自下巾帼之男子”，不畏牺牲，投入反抗侵略的战斗中。
但当时，这种文字上的激烈的风气也曾受到人们的批评，有些人就说，只在口头上或笔头上大嚷抵抗和战斗，是不济事的，应该有实际行动。鲁迅后来回忆这个时期的文章特别是这篇文章时就说：“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名句。”
此时在南京，二弟周作人也开始了翻译工作。
他因为生病休学，在绍兴的东湖学堂教过一段英语，人家送给他一本英文的《天方夜谭》，装订精美而价格不贵。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看了里面的故事，其他一切不顾，一心要把它们翻译出来。
水手辛巴的故事已经有了翻译，阿拉丁的神灯呢？故事奇怪可喜，很值得一译，但一看那上面的插图，却使他很反感。画上画的是阿拉丁拿着神灯，神气活现的样子，但他的脑瓜上拖着一条小辫子，故事里说他是支那人，所以有了这张画。周作人因此不愿译它。后来选中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那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女奴，所以译好后送给《女子世界》杂志，得以发表，而且还由《小说林》出版了单行本。
他译书非常勤奋，在他的日记中有如下生动的记载：乙巳年正月初一：“元旦也，人皆相贺，予早起译书，午饮于堂中。”正月十四又记：“译美国坡原著小说山羊图竟，约一万八千言。”二月十四日记：“译侠女奴竟，即抄好，约两千五百字，全文统一万余言，拟即寄去，此事已了，如释重负，快甚。”不久收到回信，日记上记着：“接初我廿六日函，云山羊图已付印，易名玉虫缘。又云侠女奴将印单行，有所入即以补助女子世界社。下午作函允之，并声明一切，于次日寄出。”少年文字行布于世，总是快意的。
《玉虫缘》本名《黄金甲虫》，是美国小说家爱伦·坡的作品，说的是一个人怎么通过破译密码得到财富，有侦探小说的意味。但却不是通俗的侦探小说，因为里面包含着一种暗码，它的趣味全在英文的拼写上，非英语世界的读者颇不易理解。
这两部译作发表的时候，分别署了萍云女士和碧罗女士的名字。那时周作人喜欢给自己起一些别致的名号，如不柯、天希、顽石等等。因为是投稿到《女子世界》，用女性名字也颇合情理。至于萍云，则是取漂泊无定的意思。碧罗的名字连他自己后来也忘了到底是什么用意。萍云的名字不止用过一次。以后他将《旧约》里的夏娃故事组织成一篇《女娲传》，为女性鸣不平，投给《女子世界》时仍用这个笔名。
晚年，周作人忆起这段经历，自我解嘲说：
少年的男子常有一个时期喜欢假冒女性，向杂志通信投稿，这也未必是看轻编辑先生会得重女轻男，也无非是某种初恋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种表示吧。自己有过这种经验，便不会对于后辈青年的同样行为感到诧异与非难了。
弃医从文
鲁迅虽然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却很少积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所谓实际斗争，就是回国策动起义，例如黄兴、陈天华等人就曾回湖南、湖北发动清军起义，组织武装斗争。此外搞暗杀，或者研习制造炸弹等等，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工作。这些鲁迅都没有参与。曾经有一次，有人拉他参加革命活动，执行一项有一定危险的任务，他说，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的母亲怎么办呢？人家就说，你这样瞻前顾后，怎么能做得成事？鲁迅也知道他自己没有进行实际革命活动的能力，而以从事宣传文字工作较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