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帮助他进校并给他改名的叔祖椒生，脑筋也很陈旧。他名庆蕃，中过举，他自己对此很骄傲，给人写信总是注明“文第周宅”，其实举人比秀才高一点也有限，只能做做八股文，至于学问文章，还谈不上。他以候补知县的资格到南京投奔妻族的亲戚，是在两江总督衙门里办理洋务的，因了他的推荐，椒生被派进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管轮堂监督。
树人入学这一年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间，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任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实行新法。接着改革的命令雪片般的从紫禁城里飞出来，改革科举制度、裁汰冗员、兴办学堂、奖励著书、制造机器……一时轰轰烈烈，民心为之一振。
但好景不长，变法运动刚进行过一百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取消一切新政措施，恢复旧制，并逮捕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日本避难。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椒生对康有为一派恨之入骨。他对本家的几个学生说，康有为这个人想篡位，这从他的名字里就可看出，“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这不是图谋不轨又是什么？他看到树人对新学问感兴趣，经常阅读新出的杂志，很不满意。一天，他拿来一张报纸，对树人说：“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这里有一篇文章，你拿去抄下来，好好地看看。”那是一张《申报》，上面有当时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的《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内中对康有为大加攻击，说康有为是他的同乡，他早就知道康不是个好东西，“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测。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死。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疾恶如仇……”
但树人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他还照样看新书。不过也渐渐地发现这个学堂不能使他满意，所学内容并不新，学校管理又混乱，一言以蔽之：乌烟瘴气。自己又是分在管轮班，就注定永远上不了舱面。学堂里按地域分成派别，驾驶班差不多被福建人控制。福建籍学生仿佛天之骄子，一来就学驾驶。这很不公平。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走。
正巧也是在南京，在城内三牌楼、仪凤门内和会街的江南陆师学堂，要办一个矿路学堂。矿路学堂的设立是因为洋务派官员两江总督刘坤一听说南京附近的青龙山煤矿很有开采的价值，于这一年9月14日呈奏：“江南办理矿务甫有端倪，此项学生一时尚难其选，然以测量绘算为初级，则与武备学生所学略同，拟即挑选学生，调派教习，于陆师学堂内添设矿路学一斋，分习重力汽化地质等学，以备专门学堂异日之取材。”隔了十几天，就获批准。原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为了捞取“开明统治”的政治资本，也以赞成洋务的面目出现了。
考试并不难，树人考中了，同时入选的有二十多人。但因为学堂聘请的外国教员还没有到校，开学日期只好推迟。他决定暂回绍兴。
四弟夭折
在探亲期间，鲁迅和二弟一起参加了县考。那时虽然他进了南京的学堂，但在人们眼里，那并不是一条正路，母亲也是这么想，甚至在他自己，尽管接受了一点儿新思想，但既然科举考试仍是国家为士人设定的正路，如果能走得通，当然是一件好事。
所以母亲极力主张他们去应考。对他们住在城里的人来说，比起乡下的考生，并不费多大的本钱，不必坐船，不必租房子。从他们所住的东昌坊口向西北走去，大约走十里路的样子，就是大街，也就是试院所在地。
考试在年终举行，在考前一天的半夜里起床，洗过脸，吃一点油炒饭一类的东西，就出发了。同去的工人替考生拿着考篮，他们自己则提着一盏四方玻璃、中间点着一支洋蜡烛的灯。考生在位子上坐定，布置考具，并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