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清去找陈秋舫，对方果然托故不见。
苏州知府王仁堪也与周福清相识，他初审了案犯，觉得案情很严重，如果查下去必然要株连很多人，因此就和陈秋舫商议，想大事化小，但陈秋舫坚执不允，一定要秉公断案。知府无奈，只好把案子转给浙江臬司，并派苏州臬司押解陶阿顺到杭州。周福清见没有办法，只好逃往上海躲避。
案子到了浙江，浙江巡抚崧骏进行了审讯和调查。信中的银票和名单是铁证。浙江巡抚查出信上所列“小儿第八”是周伯宜（考名周用吉），立即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但因为就要乡试，案子暂时放下。
等乡试结束，崧骏将此案上奏光绪皇帝，并说，只有将在逃的周福清捉拿归案，才能查个水落石出。
光绪皇帝看了奏本，下了一道圣旨，措辞十分严厉：“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这是无可挽救的了。案件惹怒了皇帝，他已经把这件事牢牢地记住，并且在等待查办结果，地方官怎敢不卖力气？所以，绍兴县的知县实际上告诉了周福清的妻子，周福清是必须被抓捕到的，否则，他的家人就要受到不停的骚扰，甚至要受牵连。
这种案例并不少。清朝对科场的营私舞弊，一贯视为重大案件，有时采用株连法，一杀就是几十口人。但到了清末，科场贿赂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查不胜查，官府对此也常取糊涂敷衍的态度，便是处理也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但是，此时的光绪皇帝刚从太后老佛爷手里取得亲政的恩典，正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他看了浙江巡抚的奏本，加一个朱批觉得不够，还要另颁一旨。这样一来，周福清的案子成了所谓“钦案”，全国传开。
周福清听到这消息，又得了家人的报告，知道躲不过去，为了不使全家人受牵连，便到会稽县自首。
他立即被押解到杭州。在后来的审讯中，周福清多次供称，贿赂案是他一人所为，与参加考试的其他几家没有关系。这样审了几次，崧骏把结果报告皇上，说周福清去通关节，是一时糊涂起意，而且也没有成功，再加上后来的投案自首，应该酌情减罪。这分明是有意回护他。最后，崧骏的意见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光绪看了奏本，批道：“刑部奏议”。年底，刑部拟出的判决是：“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这个判决实施，周福清就得去东北、西北边疆，或者其他环境恶劣的地方。
光绪皇帝不同意刑部的意见，又颁旨说：“未便遽于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在杭州府狱关押，等待秋后处决。虽然免去了路途之苦，但在监狱里等死的滋味却更难受。
为了营救祖父，周家花了很多钱，为筹钱还卖了二十亩水田。这些都由周伯宜经手。周伯宜不但失去了考试资格，而且还被革褫了秀才名分，今后永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他没有学得什么挣钱的手艺，今后只能在家吃闲饭了。
周福清被监禁在杭州府狱后，虽然因为是官犯，与普通犯人不同，可以不戴脚镣和手铐，但因为他过惯了舒适的生活，一时很难适应。好在他还能享受散步、串门的自由，还可以受到家人的照料。于是，周家又花钱在杭州府狱附近的花牌楼租了一间一楼一底的房子，让他的姨太太和小儿子凤升居住。
病中的父亲
在县衙捉拿周福清的那天晚上，周伯宜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把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皇甫庄外婆家。樟寿和寿小小年纪就过上了流亡生活。
这时老大13岁，老二只有9岁。
外婆家的房屋很拥挤，只租住着一所房子的一半，另一半住着房子的主人范啸风一家，这位范老先生是一本有名的民俗书《越谚》的作者。那时候三兄弟的外公已经去世，外婆和大舅小舅两家挤住在一起，所以老大和老二的住处很难安排，不得已只好在阁楼上放一张大床，让老二与小舅家的老用人塘妈挤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