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2)

沭阳谁人不知,社会上流传沭阳县有两个公安局,台上是人民公安,台下是“流氓公安”?公安系统刑讯逼供、扰民坑民司空见惯,违法犯罪分子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保外就医”、“取保候审”,继续混迹社会,祸害乡民。只因为有前任县委书记器重公安局长,没有人敢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铲除公安局长

理政先治吏,治安先治警。自古“清官”惯用之法,仇和祭起了它。一个月后,盘踞沭阳政坛多年、雄霸一方的公安局长被免职调离。一夜之间,沭阳全县41个派出所所长集体异地轮岗,一个不落。与此同时,公安系统对县内新旧嫌疑犯展开追捕。仅一年,沭阳公布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铁腕仇和以雷霆乍起风暴疾来的方式,将第一拳砸向了民怨沸腾的治安。多年以后,当他主政宿迁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时,一位评论者如此评说这段往事:“又有几个‘青天’有这个雄厚背景势力,把一个根基深厚的公安局长立马铲除呢?又有几个人能以一己之力对抗一县一市黑白两道的势力呢?这也是人民‘青天’梦永远做不醒的原因之一吧。”

论者不知,仇和从来对别人将他的做法与所谓“青天”联系在一起时,都非常的光火。他认为,他只是“对各种腐败案件,不管涉及谁,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名声多响,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而已。

反腐败要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

整顿公安只是序曲,真正的大戏是一场紧随其后、席卷沭阳整个政坛的反腐风暴。仇和对官员队伍的巨大震慑,来自于这场风暴以及风暴眼中的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

卖官风

仇和刚到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手推动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配总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调动,直接间接的说情者便纷至沓来。原来,1997年以前,沭阳买官卖官盛行,有的人刚花钱买了官,没多久就听说要被调换,当然不满。利益受损者开始相互撕咬,这才让深藏在官风不正外衣下的根本症结彻底暴露出来。

仇和的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当时,刚从省农林厅调到省人大工作的原省赴沭阳扶贫队队长俞敬忠,了解到这种卖官歪风后,于1997年大年初三愤然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陈焕友、省长郑斯林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一向温文尔雅的俞敬忠,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痛斥了人浮于事、机构膨胀的现状: 

全县38个乡镇中,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含乡长)及副乡长,坐下来都超过一桌。最多的5个乡镇竟达13人,绝大多数(26个乡镇)为10至12人,其余的大多为9人,平均每个乡镇超过10人,比规定职数几乎多出一倍,而且还有一大批副乡级。群众形象的说法是“村村摊一个乡长”。

沭阳县级机关正副局长最多的粮食局达11个,连计生委也达8人,而计划生育率却为全省倒数第一,不足50%……

陈焕友看了这封来信后,作了长篇批示: ……过去历次机构改革后不久机构即来一次膨胀,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避免这个现象,关键在省、市、县(市)党委政府能否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否则我们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会高大,就会滋生腐败,就会“无事生非”,自由主义满天飞,就会浪费钱财,就会使官僚主义加重,就会脱离群众。因此,敬忠同志来信可转发省、市、县(市)党委、人大和政府领导同志阅……

省长郑斯林看后也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然而,这些批示终究也未能撼动黄的地位。

看来,收拾沭阳这个烂摊子的历史责任,注定要落在仇和的肩上。

一个人的到来

仇和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的得力干将,来帮助他尽快冲开沭阳政坛这间尘封经年的“暗屋子”,以便打扫干净后重新布局。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的名字叫王益和。

王益和,泗洪县人,1995年11月从西安陆军学院上校正团级政治教员的职位上转业,他本可以留在工作了18年之久的古都西安,人脉关系、朋友圈子都在那儿。但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最终让他还是选择了回老家。1990年,他的原配妻子去世,岳父岳母只有一个独生女,需要人照顾;他自己在家乡的母亲也年事已高。打道回府的想法很朴素,就是“想有多点时间可以照顾老人”。作为一个正团级干部,他的安置还不错: 中共泗洪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6年5月,任泗洪县监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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