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沭阳这个“大染缸”，有人曾经预测，仇和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同流合污，走其前任黄登仁的老路；一是清者自清，但不被沭阳的环境所容，最后只能黯然离场。
仇和能走出独立的第三条路吗？他能处污泥而不染吗？他能彻底砸碎这个“大染缸”吗？第三章“求天求地不如仇和”千人会场怒斥“警匪一家”
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表妹不堪上司的骚扰怎么办？她既没有让表哥用权力去干涉，也没有想过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而是和表哥商议该找哪个黑社会老大去摆平。20世纪90年代沭阳之乱，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沭阳，怎一个“乱”字了得。官纵奸而犯科，民怨声以载道。一个极端却千真万确的案例即能充分反映沭阳乱象之一斑。
“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
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表妹不堪单位领导的骚扰，一般而言，常态的处理方式无外乎两种： 一是请求作为县委副书记的表哥出面，通过行政途径干预此事，效果会立竿见影，且可以控制影响的范围；二是选择司法途径，依法维权。在一个官威胜于法威的县城，权力的效率会远远高于法律的效率，所以，县委副书记的表妹如果选择第一种方式自卫，天经地义。但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然与表哥商量，找该县城的黑社会头头去摆平这事。
“我是县委常委，要找你去找，别跟我说。”县委副书记对表妹说。这种处事方法在当时县城老百姓中相当普遍，一则说明老百姓对政府、对司法已不抱希望，人们处置纠纷的最优选择竟然不是司法救济而是以暴制暴；二则反映了治安混乱的客观事实，那时县城里就有三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中。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和其他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城乡团伙重大盗窃案比重大，伤害案件多。
“形势严峻”——县委机关报这样定性当地的治安状况。1996年，全县发生刑事、治安案件1600多起，其中抢劫、强奸、杀人、重特大盗窃案件186起。而全县批捕在逃犯多达273人，在全省各县（区）市最多，重大案件侦破率全省最低。5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县保外就医和取保候审人员达到1884人，10年来法院判而未决案件达5136例。
“那时候，警方不作为在当地是路人皆知的事。”一位政法系统退休的同志说，派出所管什么用？乡政府下乡收费时跟去壮壮胆，收收杂费；平时也就是查嫖赌积极，因为可以大把罚款；至于治安，报案登记，办案收钱，破案丢一边。哪个乡哪个村，哪个是地痞，哪个是黑帮，你知我知就是公安不知。当然，偶尔也会弄出个“本县成功破获一个黑帮团伙”来宣传一番——其实，那不过是立功的需要，“这种案子还需要去破吗？三岁小孩都知道谁是坏蛋”。
让仇和震惊的是，在1997年初的“严打”中，县里上午刚开会部署工作，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收网时只抓了几个“小蟊贼”抵任务，真正的“大哥”级人物都适时地出外“避风”了——“黑大哥”竟然都有人“罩着”！
仇和震怒了！“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千人大会上，仇和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社会治安为什么会混乱到如此地步？看看那些所谓‘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的一串串名单中，有多少人是公安局保的？公安局和黑恶势力是不是沆瀣一气？邪气怎能不压倒正气？！”
台上台下两个公安
作为一贯目空一切的沭阳官场实力派，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姜正成顿觉颜面无光。对此，有媒体报道说，坐在主席台上的姜正成恼羞成怒，面对台下近千名干部当众和仇和顶了起来。经我们调查核实，这一报道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姜正成那时还没有胆量当众顶撞仇和。
“这是一棍子撂倒一群人，是对我们公安系统的公然侮辱，仇书记必须收回他说的话！”姜正成尽管当时忍了下来，但会后立即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张建欧，强烈要求他出面转告仇和，让仇和给公安局挽回面子。
“老姜，要说你自己去找他说，我不能说。”张建欧当即拒绝了姜正成。
一不做二不休，姜正成气急败坏，径自找到仇和，向仇和叫板：“说‘警匪一家’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必须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是不是‘警匪一家’，让事实来说话！”仇和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