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强行入轨(4)

对这样的怪圈,仇和始终坚信一条:“乱世须用重典,重症要下猛药”。

组合拳打向“村梗阻”

在仇和接任沭阳县委书记前,沭阳因为农民信访人多量大,集访、越访频繁发生而成为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当时国家信访局的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为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县政府档案记载,1996年,农民到县政府集访38批1800人次,去宿迁市集访22批690人次,去江苏省政府集访9批170人次。最为严重的一次,市委办公楼曾被围困达两天之久。

为了封堵上访的农民,沭阳曾在其通往宿迁的三个必经道口——沭阳闸、耿圩、悦来三地,派重警设置了三道关卡,仍无济于事。

仇和新官上任后第一次下乡,就领教了什么叫上访大县。视察的车队在一个名叫赶步村的村落被老百姓团团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民本温良,何至于此?官官相护贪枉法,民不聊生气不顺。

东小店乡有个村,从1958年至1997年,40年间村支部书记由父子两人轮流坐庄。父亲退休,儿子接班。村民们反映,这对父子书记尽给老百姓下套: 譬如先给你计划生育指标,等你生下孩子后,就来罚款。超生罚款无标准,从来不给文件看。书记缺钱花了,就上门说上面来通知了,超生要罚款。真有通知假有通知,老百姓不知道。如此这般,前后罚了9年。

类似成为村干部摇钱树的手法很多,但村民们无可奈何。因为这对父子书记所发展的党员清一色是自家的亲戚朋友。所以,村党支部选举就是走过场,自己人选自己人。村支部历来被称为农村的“战斗堡垒”,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权力中心,但老百姓对这个权力中心一点发言权也没有。换了一届又一届,台上的面孔始终不改,他们彻底失望了。

如此鱼肉乡民并非个别现象。在另一个人口不足2000的村子,村集体两年间竟赤字33万元。村干部中先后有34人违反财经纪律,挪用、占用2.1万元,吃喝浪费10.2万元,贪污5.3万元。这些资金不是平时向群众多收的,就是银行贷款,有的竟是民间高利贷。

“官逼民反”,这条被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反复证明又反复推演的真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沭阳仍在上演。当各种苛捐杂税超出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时,走投无路的百姓最后的选择就是反抗。“每年都有农民因不堪重负、干部欺压而喝药上吊等案件发生。”沭阳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那时候,沭阳农村同姓同宗的人聚众闹事,县、乡、村干部遭群众围攻、殴打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1995年3月,县公安局干警到耿圩乡周庙村执行公务,遭当地200余名群众围殴,16个干警被打伤,2支手枪被抢走。

官风正,民心才能顺,民风才能纯。仇和始终认为,群众与干部情绪对立、关系紧张,表现在群众身上,症结在干部身上,关键是干部要善待群众、公道正派、勤政廉洁。为此,仇和打出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它的官方称呼叫“三改四制”: 改革村干部管理体制,改善村干部素质结构,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实行村干部公开选拔制,村组干部交叉兼职制,村务、财务公开制,村干部承诺制。

组合拳中,最具杀伤力的是村干部公开选拔制,它的创新之处在于“群众评议,党员选举”,老百姓俗称“两票制”。它的具体办法是,候选人由全村老百姓从全村所有的党员中直接海选产生,得票数排在前两位的为正式村支书候选人,此为“第一票”;两名候选人再到村支部去差额选举,此为“第二票”。先由群众投推荐票,后由党员投选举票,如此选拔支部书记的做法在此前中共党史上未有先例。

老百姓人心大快,那些数十年不倒的问题干部终于纷纷被选下了台!想当村支书,得先过村民这一关!村民们在“第一票”中拥有了他们此前未曾有过的真实的、先决性的发言权,可以左右未来左右他们命运的人的政治命运,确保选出的候选人是自己信得过的人。这些最底层的民众终于行使了久违的有序政治参与权,并直接感受到这一权力的威力,那些在胸中积郁已久的不满终于得到释放。

“仇和的胆子真大,搞起党章之外的‘两票制’选举村支书。”在沭阳下放20多年的上海作家邹安和说,他对仇和感兴趣就是从农民交口称赞“两票制”开始的,“觉得这个县委书记很新奇”。从此后,邹安和不断跟踪研究仇和,并最终以仇和为原型,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美丽中国结》,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

当“村干部养着乡干部,乡干部护着村干部”已成为不少地方的潜规则时,仇和的做法自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大帽子随之而来: 一个年龄没有老村支书党龄长的中年人竟然要在党章之外另搞一套,他究竟想干什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仇和没有退缩。1997年底、1998年初,仇和在与邹安和三次长谈“三农”问题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扉:“拨乱反正后,老干部们的政策落实了,但对农民的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实,即还权于民,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农民的主人地位不确立,农村就不可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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