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期间，李大钊得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撤了曹汝霖的职务，释放了被捕学生。陈独秀也被释出狱。他惦念着《每周评论》的事，辞别了觉悟社，坐火车回北京。周恩来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上。临别时，李大钊叮嘱说：“天津的警厅厅长杨梆子是个顽固不化的人物，你们得小心点，碰到问题及时和我联系。”周恩来恭敬地答应说：“是，先生。”
李大钊回到北京以后，感到北京平静了许多，走时那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已经看不见了。他先去拜访陈独秀。陈独秀从狱中出来不久，脸色还不太好。李大钊心酸地拉着他的手说：“仲甫兄吃苦了。”陈独秀不以为意地说：“还好，还好。”寒暄了几句，两个人就把话题扯到《新青年》上来。陈独秀气愤地说：
“胡适之也太不顾朋友的情谊了。我出狱后就找他谈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你猜他怎么说？他竟然说，《新青年》已成《苏俄》的翻版了，要我把《新青年》交给他，由他一人编辑，真是岂有此理。”李大钊负疚地说：“看来都是由于我，影响了你和适之的友谊。要么我退出《新青年》吧。”陈独秀坚决地一挥手：
“不，守常兄，我是支持你在《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谁走在时代的前列，我就支持谁。我已经想好了，把《新青年》带到广州去出版。”李大钊吃了一惊：“怎么，你要离开北京？”陈独秀说：“是的。蔡校长写了个哑谜似的辞呈走了，新文化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改革中心将移到南方，《新青年》到广州出版更适宜。”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告一段落了。陈独秀要南下，胡适之已经从《新青年》分离出去。今后朋友们星流云散，怕很难聚会了，李大钊心里感到一种寂寞。
过了几天，陈独秀要走了，李大钊去看他。两个人叙了一会儿，李大钊问道：“仲甫兄要走了，还有什么事要我在北京做的，尽说不妨。”陈独秀沉吟了一会儿说：“别的倒没什么。只是杨昌济教授的病越来越重，现在正在卧佛寺休养。我走后，你多去看看他吧。”李大钊答应道：“好的。说起杨昌济兄，我倒想起了他在湖南的学生毛润之君。听说他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弄得有板有眼，杨昌济兄对他器重得很，不知他现在在北京不？”陈独秀说：“现在不在，听说也很快要领导湖南请愿团到北京来了。适之也多次跟我提起他和天津的周恩来君，说他们办的《湘江评论》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最好的两个学生刊物。你也多留心，他们到北京来，多和他们谈谈。”
送走陈独秀后，李大钊即去西山卧佛寺看望杨昌济教授。他与杨昌济私谊甚好。1918年杨昌济的学生毛润之首次来北京，身无分文，杨昌济托付李大钊给他安排个临时工作糊口。李大钊虽然感到难办，但朋友之托不好推却，便在图书馆给毛润之找了个工作，负责登记借阅图书的事情，每月工薪八元，虽然数目不多，也尽够衣食之用了。为此，杨昌济很是感激他。今年“五四”前，丽人约好，待到深秋时节同去香山看红叶。现在已是深秋了，谁想到杨昌济却病卧古寺。
马车走了半天，才到卧佛寺。杨昌济躺在床上，面容清瘦，杨夫人和女儿杨开慧侍奉汤药。她们见李大钊来，都非常高兴。杨昌济关心地问他出走昌黎避祸的事，李大钊为了安慰他，把自己经历的这场祸乱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杨昌济叹口气：“古往今来，要改革总要流血。守常兄要多加小心。”李大钊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把身子养好，咱们还要上西山看红叶呢。”
杨昌济摇摇头：“怕是要辜负守常的盛意了。不过，我已经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两个学生，他们可以继承我未竟的心愿，为国家出力。”
说起毛泽东，李大钊又想起一件事：“听说润之和开慧相互爱慕，我看这是件极好的事，要不要我从中撮合一下？”杨昌济欣慰地笑道：“他们是自由恋爱，我们就不要管了。润之来信说，他在年底要率驱张请愿团来北京。这次来，我就让他们两个把关系定了，也省却了我一件心事。”两人又谈了一会儿，李大钊怕影响他的病体，告辞了出来。
此后，李大钊又约同人来看望了几次。杨昌济病体日重，李大钊非常担心，想着毛泽东怎么还不来呢？无论如何应该让杨先生生前了却这桩心事。但直到12月下旬，毛泽东还没有来。李大钊正在着急的时候，忽听有人叩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李大钊忙把他让进客厅。叙谈之后，李大钊这才知道天津地方当局有意庇护日人，镇压各界抵制日货运动，已有数人被捕。他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我早就知道杨梆子要下毒手。但抵制日货是民心所在，全国都在抵制查禁日货，只要我们学界、工界、商界团结一致，肯定能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