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雷厉风行的精神可嘉，可困扰他的问题是，山西闭塞落后，洋务风气未开，严重缺乏洋务人才。李提摩太虽然每月都搞演讲会，但仅靠演讲，不足以使与会者成为专业人才。
无论在哪个世纪，人才都是最贵的。没有人才，什么事都干不成。
张之洞深知这一点，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山西洋务实业，他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面向全国各省公开招聘熟知天文、算术、水法、地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等方面的洋务人才。
张之洞在这份招聘启事中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洋务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也就是说，只有发展商务经济，才有资本养兵备战，进而抵御列强侵略；西方国家的政令和学术，值得借鉴和汲取。
这则启事发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各省洋务人才也是闻讯而至。张之洞欣慰极了，他决定量才录用，人尽其才。为提高这些洋务人才的专业知识，他还派人到上海购买最新出版的有关洋务知识方面的书籍。很快，困扰山西的人才问题便迎刃而解。
搞定了人才后，张之洞便开始着手兴办他的洋务实业，具体项目如下：
1责令洋务局“试制新式机器”，力图中国制造。
2设立桑棉局，先筹款赴江浙等地招聘机匠，再到上海购置新式织机和农具，开始兴办新式纺织企业。
3开办铁矿。过去，山西冶炼出来的铁是土铁，在质量上无法和洋铁相比，因而被搞垮。张之洞觉得中国不能长期进口洋铁，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开办山西铁矿，振兴山西钢铁业，以解决国内用铁需求，并与洋铁抗衡。
4兴建学校，发展教育。清朝以来，山西压根儿没出过状元，究其原因，就是教育发展滞后，教学及师资力量薄弱。张之洞是翰林出身，曾两任学政，他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于是奏请朝廷在太原筹建令德堂书院，然后从全省学生中选拔高才生入院深造。
令德堂主讲王轩，协讲杨深秀、杨笃、张铁生等人都是张之洞的幕僚，他们既讲传统的四书五经，又讲现代西方学术，从而培养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新式人才，基本改变了山西教育发展滞后的局面。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令德堂和原来的晋阳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三所大学堂。令德堂的建立，为山西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5编练新军，武装军队。张之洞知道，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之所以能够雄踞一方，成就大业，就是因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军队，正所谓是拥兵自重。对于一个臣子而言，拥兵自重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但张之洞明白：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如果你没有军队，那么你就没有立足之本，甚至你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创建了自己的军队，都拥兵自重，他们甚至把军队当作是自己的私人武器。慈禧因此时对他们保持着戒备之心，但慈禧并不想要他们的脑袋。坦白地说，慈禧是不敢要他们的脑袋，就因为他们拥兵自重。
张之洞了解慈禧，通过曾国藩等人的例子，他也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就应该拥有自己的军队，即使不为自保考虑，也要为顺利执政考虑。但张之洞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在他心中，有一个比曾国藩等人更宏伟、更远大、更无私的计划：终结过去绿营、勇营等冷兵器军队的使命，组建一支新军，配以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装备，将其操练成战无不胜的新时期军队，为地方和国家效力。
为打消朝廷疑虑，他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臣锐意组建新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所用，如果此军练成一支劲旅，不仅可以补充山西军事力量，沿边的万里防线，也可随时调用……”朝廷大概被他的一番忠苦之心感动了，于是派令署理陕西延榆绥镇的记名总兵李先义、副将吴元恺到山西操练新军。从此，张之洞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李先义和吴元恺也成了他的心腹部将，也成为今后他组建广胜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的重要将领。
● 固边图强
山西之乱，不仅体现在内政上，更体现在疆域和民族矛盾上。具体说来，就是晋北七厅的归属问题和蒙汉两族的矛盾问题。
晋北七厅指的是山西北部的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七厅北接蒙古，西抵河套地区，南依长城，东临河北张家口，战略位置非常显要，然而这七厅却是满蒙自治厅，实际统治权不归山西巡抚，而掌握在满蒙亲贵的厅长们手中。
满蒙自治固然是一种行政手段，但这些厅长仗着自己是满蒙亲贵，加上山高皇帝远，他们统治一厅，俨然统治一个独立王国，想干吗就干吗。在他们的影响和纵容下，七厅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扰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而且境内居民就像外来务工人员那样没有归属感，官方既不给他们办理户口和暂住证，也不兴学建校，从而导致当地学子没有进取心，居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