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申冤，官升一级，这实在是一个激励。张之洞也尝到了甜头，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乘胜追击，再接再厉，极力发挥言官职能，以忠君爱国爱民为怀，放眼国计民生大事，把上疏事业进行到底。他相信，靠上疏国家大事也能上位，这事很靠谱。
● 崇厚卖国
张之洞升为司经局洗马的这个月，朝廷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外交大臣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同沙皇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历任兵部、户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奉天将军。同治年间，他还开办天津机械制造局。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还代表朝廷出使法国谢罪。
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他不懂外交，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竟然在沙俄的强势威逼下，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一共18条，主要内容是：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及斋桑湖以东的土地割给沙俄；允许沙俄在蒙古及新疆免税贸易，并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商路；允许沙俄在嘉峪关等七地开设领事馆，并赔偿沙俄军费500万卢布。
崇厚擅自签订了这份卖国条约后，竟然不等朝廷的批复，悄然回国。消息传来，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稍稍有点爱国之心的臣民，都措辞严厉地参劾崇厚，清流党那些言官们的表现最狠。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青牛角，他更是摁住崇厚一通猛顶！
● 沙俄的野心
在介绍张之洞猛顶崇厚之前，先交代一下《里瓦几亚条约》签订的背景。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同治中兴”的局面已开始瓦解，帝国再次内忧外患。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起义头目为了攻城夺池，还向邻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浩罕王王阿古柏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率军侵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从此开始奴役中国人民。浩罕王侵占新疆其实是受了英国的指使，英国派他侵占新疆，主要目的是抢先沙俄一步瓜分中国。沙俄看出了英国的企图，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蓄谋已久的沙俄大举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并与英国爪牙浩罕形成对峙，西北边防告急！
然而，沙俄在出兵时竟虚伪地放出口号：“我们不是搞侵略的，我们是来帮助大清帝国清理门户的，待所有失地收复之后，我们立即交还领地。”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假话，因为沙俄的狼子野心昭然于世。
直到这时，清朝当局才想到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但除了调兵遣将镇压回民起义、派人同沙俄淡判外，他们连“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这样的响屁都不敢放。
在清王朝这种极度窝囊的情况下，日本又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兵侵占了台湾，东南告急！东南和西北两边都告急，清朝当局和满朝文武都坐不住了。危急时刻，是保护东南呢，还是收复西北呢？这个问题，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在“东南”和“西北”两派之间展开。
东南派代表人物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主张放弃西北，力保东南。他认为朝廷很难做到两边都兼顾，还说不收复西北对于朝廷来说不算什么，但如果失去了东南海防线，那么朝廷就如临大敌，后患无穷。
西北派的表人物则是陕甘总督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淮阴人），他坚决反对李鸿章这种顾此失彼的馊主意。他认为撤兵西北就是自毁城墙，每撤一寸，敌人就会进攻一尺。到那时，所有的敌人都会来犯，必将防不胜防。他建议朝廷当务之急，应撤出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部队，西征新疆，收复失地。
朝廷权衡利弊后，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和建议，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挂帅征西。
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左宗棠终于平定了阿古柏之乱，收复了被其侵占长达12年之久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左宗棠厥功甚伟，他因此成了民族英雄。
失地都收复了，沙俄也该兑现他们的承诺了，但他们认为清政府软弱可欺，就是拖着不还。不得已，清政府只好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
朝廷崇厚出使沙俄，很多朝臣都担心他会把事办砸，张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向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出使沙俄前，应先到新疆实地考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和左宗棠碰碰头，因为左宗棠最熟悉新疆的情况，他最有发言权。
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愣是没采纳，结果就导致了崇厚擅自卖国且悄然回国的丑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