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望的力量
张之洞在浙江选拔的这批考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而他也受到了浙江当地人民的拥戴。这次浙江之行，他是于公于私都赚了。于私，他为自己网罗了一批门生，这些门生日后都成了他的心腹和臂膀，壮大了他今后的政治势力。于公，他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栋梁，朝廷对他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官场身价无疑会得到提升。
果然，浙江乡试刚刚结束，朝廷就委任他为湖北学政。学政是学官，也是钦差官，外放到地方，其职位就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也就是说，无论学政本身的官级有多大，但到了地方，其级别和待遇均与督抚（省长）对应，且一任三年。
学政也是一个令无数官员羡慕嫉妒的肥差。按照规定，学政可以领取数目可观的养廉银。养廉银就是政府给的灰色收入，此外，学政还能从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和考生那里捞钱。
有人做过统计，在清朝干三年学政，多的可以捞三万多两银子，少的也可以捞好几千两银子，而学政的年薪只不过百余两银子。也就是说，干三年学政，最多能挣半辈子的钱。这不是肥差是什么？
张之洞毫无思想准备，就捞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肥差，又从一个官级很低的副主考，一跃成为省部级学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他上面有人帮，也说明他下面有人挺，他的人缘和口碑老好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干、肯干，表现出众。
这是张之洞第二次外放基层就职，但这一次却不像第一次到浙江主考那样短暂。
这一次，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挂职。这是上面领导对他的提携，也是对他的考验。他决心接受考验，决定在这三年任期内，大量选拔优秀人才，大胆革新科举制度和整顿科场陋习，大力做出一些突出的成绩，给上面的领导和下面的群众看看。
他想，只有这样，才能博取一个好名望，才能混好官场。
● 兴改教育
同治六年（1867年）冬月，张之洞抵达湖北武昌。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作为学政，不仅要衡量评价学生在应试文字方面的优劣，更应注重对学生日常的基础教育；不仅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书本上的学识培养，更应注重砥砺其名节。为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大力整顿学风，务真求实，让学生从德、智、才、行上全面发展。
为了选拔德智兼备的学生，张之洞不畏艰险，走遍了湖北各州县。每到一地，他都向学子强调“基础”和“砥砺”，强调“端品行，务实学”，然后从中选取德智兼备者，惩处徇私舞弊者，降黜浮华不实者。
经过一段时间摸底和整顿，湖北原来的不正学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学风改变后，他还把亲自选拔的学生，送到湖北师资力量最好的江汉书院深造。随后，他又对考试内容进行改革。比如，原来的试题有固定的格式局限，考生们答题时，只能用四书五经中的语言来行文，非常教条，非常没创意。他却认为通经在于致用，而不应束缚学生的思想，于是允许考生用富有个性特点的语言来答题作文，真正做到不拘一格，破旧立新。
张之洞推行的这种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学生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考试热情和创作兴趣，深受他们的欢迎和拥戴。
但这种改革也为张之洞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学生急剧增多，江汉书院爆满。同治八年（1869年）年初，为让更多的学生都有学上，他和时任湖北巡抚的李鸿章商议，由省财政下拨两万两银子，他也把自己的养廉银全部裸捐，在武昌兴建了一所经心书院。与传统书院不同的是，经心书院不教授学生应试方面的八股文科目，而只教授学生经解、名论、诗赋、杂著等方面的知识，即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为了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知识，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他还捐银购置一批经史书籍，并优选一些文采出众的学生，编写《江汉炳灵集》作为校刊发行。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是超前的，可惜当时的晚清极少有这样的学校。
经心书院建成后，张之洞又从各地优选了数十位高才生入院就读，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也成了他的心腹和臂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