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认连信都写不好的我，哪有资格为才子马家辉写序。在我认识他的头三次会面里，他每次都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且邀请我在《明报》写专栏，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
大约在两年前，我和施南生在半岛酒店的瑞士餐厅吃饭，刚好徐克和一位教授在隔壁谈事情，南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和怕见生人的性格，事先征求我的同意，虽然我爽快地答应了，但心想这餐饭一定很闷。没想到和徐克一起进来的是一位翩翩风度的青年书生，而我们整晚的话题竟是女儿经，当时非常同情他那爱女儿、疼女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很想好好地开解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他答应下次见面时送我一本书《女儿情》，那是他和太太合写，送给女儿马雯一岁的生日礼物。
第二次见面，是在我从台湾回来的那个夜晚，在赤鱲角的高速公路上，心里有些感伤，拨了个电话给南生，刚巧他们请了马家辉夫妇在家里吃大闸蟹，要我过去，于是我直接从机场到南生家。
家辉太太美枝跟我一样是嫁到香港的台湾姑娘，也是我们林姓本家，聊起天来特别有亲切感，我跟她聊起这两年奔走于台北、香港的感觉，就好比经常游走于地狱与天堂之间，我描述着每当在桃园机场下机，我的心情就渐渐地沉重起来，虽然是大白天，总感觉整个天都是灰暗的。而每次离开台湾的时候，在中正机场，心情已经渐渐地开始放松了。回到香港通常已是晚上，从机场回到家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高速公路，公路两旁的路灯，因为车速的关系，形成了两道强光，四周安静无人，仿佛正在经过一个时光隧道，从地狱回到天堂，迎接你的将是欢笑和希望。家辉很安静地听，只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认为台湾是地狱？”我说：“能够经常回台照顾父母，固然是自己的福气，但是所接触到的都是医院、轮椅和病人，心情非常沉重。”家辉递了第二张名片给我（怕我第一张不见了）邀我在《明报》写专栏，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你这么大胆，敢邀请一位从未写过文章的人写专栏？”他说我能形容出那天堂与地狱的感觉就能写文章。
第三次，也是在南生家吃饭，读了《女儿情》，我说他那爱女之情简直就像在跟女儿谈恋爱，他也挺同意我的说法。内里有些文章让我忆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片段。他又递了第三张名片给我，再次邀我写稿。前两张名片真的不知收到哪儿去了，这次我接过名片珍而重之地收了起来。
每天买多一份《明报》，只为了要看马家辉的专栏，专栏里有比较通俗的维园阿伯甲、乙对话，有比较严肃的政治话题，最喜出望外的是读到有关电影的评论，家辉真的是喜爱电影，他从来不曾恶意地批评任何一部戏，总是很仁慈地和你分享电影的观后感。
在《回不去了》一文中讲到王家卫导演的《2046》，梁朝伟提着笔，镜头近摄笔尖，几乎看得见墨水滴下，一秒、五秒、十秒，镜头凝止不动，导演其实在向观众诉苦，这么多年了，我仍然在找寻自己的书写方式。不知道这是不是家辉的心声。不过，此刻我也正提着笔，许久、许久，不知怎么才能写好这篇文章。
不敢赞美家辉的文章，他是不需要赞美的，只想说，看了《爱恋无声》的手稿，一张张纸，几乎张张都能令你产生共鸣，虽然说的是寻常事的寻常趣味，就是因为这些寻常事，使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音，他和你谈天说地、诉古道今，使你的情感和灵魂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马家辉《爱恋无声》里提到台湾那些往事，看电影、唱国歌、啃鸭翅膀、戏院门前烤鱿鱼的香味和煮玉蜀黍的热气，使我忆起少女时期，每个周末和几位好同学一起到台北西门町压马路、看电影那种快乐时光，我们几位身穿迷你裙，脚踩凉鞋，神气活现地走在西门町的大街上，好像整个世界就在你的脚底下，只有你才最大。当年我被星探发现，走入影圈而转变了我的一生，也就在这个时期。蓦然回首，已年过半百，这才发现要学习的事情实在太多，时代进步了，科技发达了，过去那些是回不来，也回不去了，我们被时间的巨轮推着向前走，眼睛往前看，偶尔回顾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午夜危情》里，家辉提到克林顿夫人的脑袋，希拉里说自己的脑袋有几千个抽屉，随时精准开关。
马家辉，你又何尝不是。
香港有了你，将不再是张爱玲口中“一个华丽但悲哀的城市”，它将会是“一个华丽而温暖的城市”。
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