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尽如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注定要走上电影这条路。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一路从“西瓜大王”跑上天桥。一位男子抓着跑得较慢的李文韵，说他没有恶意，只是想找我拍戏。当时我又瘦又小（还不到一百磅），心想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他们想请我们喝咖啡，我们不肯，请我们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也不答应。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他没辙，只好留下名片，请我们打电话给他，名片上写着杨烈。因为还在上学，回家后当然没有回电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
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大家打打闹闹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们爬上来，于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你们的身材。”
我马上要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我们。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记得当时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质上衣喇叭长袖，胸口绣着四个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着白色喇叭长裤，脚踩当时流行的松糕鞋。张俐仁则穿一条白色热裤和六吋松糕鞋。办公室里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还有一位谢重谋副导演，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临走时和我们约了试镜的日期。
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卧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这个念头。
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当时用的是八厘米黑白无声录像机拍摄。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只是演同学甲乙。”
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见了老乡三分亲，加上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导演连哄带骗地说：“可以借位。”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璐家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按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