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词学通论
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要须辨其气韵。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浅者深之，高者下之，处于才不才之间，斯词之三昧得矣。
惟词中各牌，有与诗无异者。
第一章
绪论
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日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著也。
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如《菩萨蛮》是。又谓词之《瑞鹧鸪》即七律体，《玉楼春》即七古体， 《杨柳枝》即七绝体，欲实诗余之名，殊非确论。盖开元全盛之时，即词学权舆之日。旗亭画壁，本属歌诗。陵阙西风，亦承乐府。强分后先，终归臆断。自是以后，香山梦得仲初幼公之伦，竞相藻饰。调笑转应之曲，江南春去之词，上拟清商，亦无多让，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握兰金荃，远接骚辨。变南朝之宫体，扬北部之新声。于是皇甫松、郑梦复、司空图、韩偃、张曙之徒，一时云起。杨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自出机杼，彬彬称盛矣。
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要须辨其气韵。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浅者深之，高者下之，处于才不才之间，斯词之三昧得矣。惟词中各牌，有与诗无异者。如《生查子》，何殊于五绝？
《小秦王》、 《八拍蛮》、 <那曲》，何殊于七绝？此等词颇难著笔。又须多读古人旧作，得其气味，去诗中习见辞语，便可避去。至于南北曲，与词格不甚相远，而欲求别于曲，亦较诗为难。但曲之长处，在雅俗互陈。又熟谙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绩为能也。词则曲中俗字，如你、我、这厢、那厢之类，固不可用。
即衬贴字，如虽则是、却原来等：亦当舍去。而最难之处，在上三下四对句。如史邦卿《春雨词》云： “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此词中妙语也。汤临川《还魂》云： “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又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忽地怀人幽怨。”亦曲中佳处，然不可人词。由是类推，可以隅反，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宋词中尽有俚鄙者，亟宜力避。
小令、中调、长调之目，始自《草堂诗余》。后人因之，顾亦略云尔。 《词综》所云，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强者也。钱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古人定例也。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执之。所谓定例，有何所据？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字者，将为小令乎，抑中调乎？如《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为中调乎，抑长调乎？此皆妄为分析，无当于词学也。况草堂旧刻，止有分类，并无小令、中调、长调之名。至嘉靖间，上海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余》四卷，始有小令、中调、长调之目，是为别本之始。何良俊序称，从敬家藏宋刻，较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明系依托。自此本行而旧本遂微，于是小令、中调、长调之分，至牢不可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