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孔明、魏文长子午谷之谋及魏文长之死
说孔明还是先从《隆中对》说起。
孔明之《隆中对》，第一次展示了其辅佐王霸之业的才华。其中先从将谋、地势、兵力和人才、民心各方面入手，阐明了以玄德之力，实不可与孟德、仲谋争锋。是以建策取荆益为第一步，第二步乃俟“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则霸业可成”。这一步乃为主要手段及目的。此后孙仲谋、吕子明以一州之蝇头小利，袭杀关羽，葬送了其半，刘玄德于孟德身殁之后，曹子桓以魏代汉之时，若能乘此“天下有变”之机，北出秦川，则中原汉之遗臣旧属必可收心，子桓虽文才称雄，兵革之事不及玄德久经沙场，非玄德、孔明、益德之流敌手。竟不乘此绝佳天时北上，而不忿关羽之小失，弃北伐大计霸业于不顾，倾其全力东下与仲谋角力于夷陵，又惨败于陆仪手中，至此孔明《隆中对》中的建策丧失殆尽。
玄德东下之时，赵子龙曾劝其曰：
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
此诚为明智之言，而孔明不可使玄德行之，唯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若单以诸葛公此言而论，设使孔明随行，与陆伯言之胜负亦未可定。此固玄德之所以不能成大业，而孔明庙堂之重臣，朝廷之股肱，不能阻之，亦不得言无过矣。
诸葛公诚为治国之能臣，事必躬亲，谨小慎微，然非决战千里之帅也。首出祁山，以街亭之败诛马谡，蜀国小才少，而以己见不听玄德临终遗言用马谡，又复斩之，实非国家之福，大家之所为也。（《三国志·蜀书》：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合战于街亭，为合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又：先主临薨谓亮曰：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 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若以忠君而论，可谓背主。观其五出祁山，小敌可逐而破之，遇大敌则难竟非常之功，五伐皆败，陈寿言孔明“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信矣。
魏文长之于蜀，实为不亚于关云长 、张益德之大将，窃试以论之。
玄德入川，欲据蜀之咽喉——汉中拒孟德，而“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当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 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果然汉中固若金汤。此证一也。而驰骋沙场，可称善战，大破曹魏重将，“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 延大破淮等”，郭伯济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而败于魏延，此再证也。以治军而论，“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高出张益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的作风一筹，与关云长之“善待卒伍”同，此又证矣。魏文长统大军身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不输关、张也。
而魏文长出子午谷之谋，“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与孔明“出秦川”之计正合，料敌审己，以夏侯琳膏粱子弟，仗清河公主升督长安，可以必克，胜算尽握，与淮阴侯会高祖于潼关相仿佛，时夏侯琳远不及楚之守将，若果行之，“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此时赵子龙、马岱、吴壹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因马氏之善而引之，此势与秦出咸阳、汉占关中相当，确可固而图关东也。而孔明以此为危计，竟欲“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实为笑谈耳。舍敌之咽喉取无关痛痒处，击之不死又打草惊蛇，至司马仲达都统关西后，关中遂再不可图矣！“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吾亦为之叹矣！设使不胜，唯丧万人而已，而孔明前后兵败，又岂止丧万人哉！蜀国小力薄，大军决战，军力财力人力均不如魏，“安从坦道”，非决胜之法也。魏文长出淮阴之谋，而勇猛过于淮阴，有如此上将奇谋诸葛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