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头，从乡学里升上来的俊士、选士等，和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都是同学的，而且是“入学以齿”，注，皆以长幼受学，不以尊卑。很为平等的。所争者，乡人须“节级升之……为选士、俊士、至于造士。若王子与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须积渐，学业既成，即为造士”。《正义》。有些不平等而已。
选举的法子，虽然如此，然而实际上：（一）乡人能够升人大学得为进士的，恐怕很少；（二）就是得为进士，也未必能和贵族出身的人同一任用。俞正燮说：
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案《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注》：“郑司农云：……问于众庶，宁复有贤能者。……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这是另一种选举法，和《王制》无从牵合，俞说推而广之，误。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广之，升诸司马日进士焉，止矣；诸侯贡士于王。以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孙，不能礼义，则归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徒设此义，不能行也。周单公用羁。《左传》昭公七年。巩公用远人，定公二年。皆被杀。……夫古人身经百战而得世官，而以游谈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贤无方，则古者继世之君，又不敢得罪于巨室也。……《癸巳类稿》卷三《乡兴贤能论》。
俞氏此论，于古代阶级社会的情形，可谓洞若观火。我说六经原是儒家改制所托，固然不是凭空捏造，凭空捏造，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持极端怀疑之论，也是错的。然而以意改削的地方，必然很多；竟当他是历史，原是不能的。不过比起后世人所造的古书来，毕竟又可信了许多。因为人的思想，总是为时代所囿。所以古人的胡说，也毕竟比后代人近情。譬如《王制》，就毕竟比《周礼》为近古。
讲古代学制的，还有一层，必须明白，便是古代有所谓“明堂的四学和太学”，这个固然是学校的起源，然而到后世，明堂和学校已经分开了，必不可混而为一。案蔡邕《明堂月令论论：“《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人东学，昼入南学，莫入西学；案此处文有脱误，《玉海》卷一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学，暮入北学”，是。大学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Ej：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二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人大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案《保傅篇》如今《大戴礼》里头有的，亦见《贾子》。魏文侯《孝经传》曰：大学者，中学堂之位电。《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闱……日侧出西闱……日入出北闱。”这所谓东、西、南、北四学，和中央的大学，固然都在明堂内；然而后世的学校，却不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阮元说得最漂亮。他说：初有明堂的时候，是官室制度还没有完备，天子就只有这一所屋子，所以什么事情都在里头办，住也住在这-里头。到后来，社会进化了，屋子一天多一天，什么“路寝”哩，“宗庙”哩，“学校”哩。都从明堂里分了出来。然而明堂却仍旧有的，而且明堂里头还保存了许多旧制；所以已经从明堂里分出来的事情，在明堂里还是有的；不过变做有名无实罢了。这句话真是通论，把从来许多葛藤，可以一扫而空。《擘经室集·明堂论》。明白这个道理，“明堂之中，既有大学和四学，明堂之外，又有大学和小学”的问题，就可以毋庸争辩了。《周礼的师氏保氏，又另是一种机关，和明堂里头的大学四学，明堂以外的大学小学，都不能牵合。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二节。
此外又有“贡士”和“聘士”的制度。《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官。……”《白虎通·贡士篇》：“诸侯三年一贡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故月令，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及其幽隐，诸侯所遗失，天子所昭，故聘之也。”这种制度，在古代的选举法上，固然不占重要的位置，然而实在是后来进用游士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