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于1967年的第一次白厅研究，所有的男性都按照他们的职业等级排序。（第一次白厅研究开始的时候，研究设计主要是针对男性的，因为男性的心脏疾病发病率高。后来，当人们认识到心脏疾病其实也是女性的主要杀手以后，我们对公务员的第二次研究，就把男性和女性都包括进来了。结果发现地位综合症同样适用于女性。）他们都在办公室里工作。那些处于办公室最底层的男性，年龄从40到64岁不等，死亡风险是顶层行政官员的4倍。更引人注目的不在最高和最低的差异，而在于等级的存在。较低层的比上层的死亡率要高。每个人最终都会死亡，因此可以预见，社会等级的差异在老年组会缩小。死亡率的社会等级在老年的时候确实有所缩小，但是即便如此，等级最低组的死亡率仍然是等级最高组的两倍。
等级本身值得关注，地位最低组及最高组之间的4倍差异也值得关注。目前全国的数据显示，社会底层的死亡率是顶层的1.8倍，上述分层是通过职业分组来划分的。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公务员序列，竞能在白厅中产生比整个国家都要巨大的社会等级呢？有人也许会认为公务员是非常同质化的：它排除了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的那些人，这里没有私人飞机，没有失业和不适合就业的，每个人都有较高的工作保障。
这种表面的同质化掩盖了这个组织中天然存在的巨大等级。公务员序列就像一个巨大的白领公司。就我的经验来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的官僚机构的国家公务员的相似性远高于其差异性。它们都像大公司一样等级森严。当你造访国有电话公司、航空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时，有多少次愤怒地要求与前台服务人员的上司对话？这是因为你认为低层的前台服务人员决策范围有限。所以这和公共部门巨大的科层体制是～致的，英国的公务员则是其中的典范。
你可以想像～个由知识界的精英们构成的大型机关，这些人的等级一们的能力和资历决定的，而资历则是对他们在那里长期工作的回底层的人是信使和搬运工；然后是文职等级，他们的职责是处理有些没有大学毕业就加入公务员的行列，担任文职工作的人，通甚至可以成为执行官员，更有甚者，也许能在退休之前晋升为行政官员的级别。图表中的执行官员是执行政策的；专业人员包括科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
处于公务员序列最高等级的那些飞黄腾达者，成为高官。那些来自于剑桥和牛津的高材生们，可以轻松地通过资格考试，他们更容易平步青云。曾经有一位顶层的高官跟我说：“他们不用按部就班地晋级，而且很容易在政治上达到顶峰。”他们都是这个国家大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和当选的政治家——部长们一起工作，一起制定和执行政策我描述公务员序列的上述特征，是为了解释为什么白厅的健康等级分化比全国水平还严重。因此，白厅是可深入了解地位综合症的一个理想场所。毫无疑问，白领机构有着显著的等级分层。英国的国家级社会等级分类是基于职业地位组合的，它不像公务员序列那样把人们精确地分入各种等级。在白厅，不同级别的人的收入、教育和工作性质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如两个执行官员之间非常相似，而他们与行政官员就有很大的差别。然而上述差别在全国性的社会分层中却表现得不甚明显。比方说，在全国性的分类体系中，管理者都被分到第二类社会等级中。也就是说，一个实业巨头和一个旅店的老板，在这样的分类系统中被划入一类，显然他们的收入、权力甚或教育程度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论我们采取何种指标（本书中将会尝试使用收入、职业特权和教育）来度量全国性的等级体系，都会有很大的变异，而在公务员等级中，这种变异就要小得多。因此相比于全国资料，白厅的数据更能清晰地展现社会等级和健康的关系。
显然，如果社会等级与不健康的关系密切，那么分类系统越精确，测量出来二者的联系就会越紧密。错误的分类将会掩盖二者的真实关系。回想一下前一章我们设想过的与健康相关的、社会等级鲜明的游行。假如我们把社会地位低的人（因而健康水平低的人）错误地划入到社会地位高的人那组里面，这将会降低高社会地位组的平均健康水平。反之亦然。因此结果将造成测量出来的顶层和底层的差异没有真实情况那么大，即健康的等级分层会比真实情况浅一些。
假定白厅的分级系统是准确的，那么白厅研究测量出来的健康等级就将比全国的分类资料得出的结果更加接近于“真实”水平。尽管这一研究没有涵盖最贫穷和最富裕的社区，尽管它也仅仅局限于白领组织，白厅研究仍然是一个理想的试验场，它可以用来研究：社会等级的微小差异是如何在非贫非富的这类人群中产生巨大的健康影响的。
一个富裕的社会，可以提供全民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然而，对卫生服务的利用却存在不平等。白厅研究的证据表明，对卫生服务利用的不平等并不是产生健康等级的主要原因。
在白厅研究剐刚起步的时候，绝大多数针对心脏疾病的研究都是针对男性的。然而其他途径获取的资料却清晰地显示：和男性一样，地位综合症同样适用于女性。—个女性的社会地位越低，那么她的健康状况就越差。
当然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英国最初研究健康社会等级的时候，社会等级是基于正式职业来区分的。因而那时候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区分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的社会等级。如果按照她们丈夫的职业来分类，那么她们就表现出同男性一样的健康等级现象。最近，阿曼达·萨克尔( Amanda Sacker)和梅尔·巴特利(Mel Bartley)展示了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存在的健康不平等性，但是这种差异却有所不同：反映工作性质区别的社会经济指标，最能体现出男性中所存在的死亡的社会等级；而反映社会整体身份的指标，则能最好地预测出女性的社会等级。
生活方式和社会等级1978年，我着手撰写白厅研究报告的时候，健康的等级并不太引入注目，现在仍然如此。没有人会在华盛顿街上游行抗议中层管理者比他们的老板健康状况差；也不会有议员让政策制定者们想办法把大学本科毕业生们的健康水平提升到和硕士毕业生一样。有一个总体的观点就‘是’用～位评论员的话来说：“不健康和早逝造成的疾病负担，已经从‘与贫穷相关’转向t与个体行为相关了。人们普遍所持的观点是：
通过改变社会条件，可以控制那些与贫穷相关的致死性疾病；然而现在要疾病，诸如心脏疾病，则应该归因于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