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春天，海婴先生逝世了。看到讣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发的海婴，却是1936年鲁迅过世才几天，海婴坐在父亲书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一个七岁的丧父的男孩。我有幸见过海婴先生三四次，斯文谦抑，典型老派上海人。末一回见他，是在2009年海婴先生摄影展宴席上，人很多，他不断从座中站起，接受敬酒，随口说几句自贬的笑谈，显然有老来头一次办展览的那份轻微的惶然。上一年，我被令飞兄领到海婴先生的木樨地寓所，老人家正为展事整理照片。他从书房出来，爽然坐下，上身凑近我，说是你看看哪些可以展呀——这一刻唤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小时候，上海中产阶层的父辈对孩子，常是这种男性的蔼然而大气——才看十余帧照片，我暗暗惊讶了：这莫非是另一套布列松式的上海摄影么？时在政权更替之际，海婴年方二十岁。
鲁迅从文，自小酷爱画画，海婴专攻科技，终生喜欢拍照。说来并非虚妄而牵强：这对父子间有迹可循的遗传,是迷恋图像，敏于观看。
早在1904年，青年鲁迅即痛感于围观行刑的镜头，以至弃医从文：此事非仅关乎道德层面，更触及影像传播的文化命题。上世纪初，西方日后繁复万端的影像论述远未出现，直至90年代，始有域外学者取后现代意识专文剖析鲁迅此一公案中“看”与“被看”的多重关系和复杂隐喻，而鲁迅当初的痛感，早已经浓缩了八十多年后的论题。他对影像传播的预见还在20年代的一次谈话，说是日后教学必将介入幻灯（今称“多媒体教学”）。客居上海的鲁迅还是一位热心的电影观众，也喜欢拍照片，海婴诞生百日，一家人就打扮整齐，去照相馆。鲁迅的杂文几次谈及摄影，均有独辟的见解。
要之，鲁迅于古老的文字与绘画之外，格外瞩目新兴影像媒介。欧陆第一批洞见摄影从深处改变传播功能的文人，是19世纪的波德莱尔到上世纪二战前夕的本雅明；五四一代见及于此而有所阐发者，就我所知，似唯鲁迅而已，刘半农谈过摄影，究竟浅得多。今日中国已在数码影像时代，影像研究的译著很不少，据此而喋喋议论的本土文人渐渐多了，但如鲁迅般锐利而准确的直觉，还是罕见。
在鲁迅书信中，海婴好奇而顽皮。这位迟迟生育的父亲过早离世，再不知七岁后的男儿将有怎样的才志——世人，自不免将海婴永远认作鲁迅的儿子，这是他毕生为人的难——鲁迅当然想不到孩子日后成为无线电专家兼人大代表，更想不到海婴的热衷摄影，承续了父亲敏于观看、富于同情的天性。
青年海婴瘦而高，梳着分头，西裤马夹，是我幼年常见的上海富家儿模样。说海婴富家儿，不确切，他与母亲曾有过艰难时光，但晚年鲁迅的山阴路寓所，及后母子俩迁居的霞飞坊，均为中上阶层住宅区，直至“文革”前，那一带的老少男女走出来，便是这等气质与扮相：干净、入时，适度讲究，归于有教养的质朴。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俩成了高干阶层，青年海婴一脸的单纯而无辜，正是当年典型的名流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