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观看——谈海婴先生摄影作品(1)

 陈丹青

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春天,海婴先生逝世了。看到讣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发的海婴,却是1936年鲁迅过世才几天,海婴坐在父亲书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一个七岁的丧父的男孩。我有幸见过海婴先生三四次,斯文谦抑,典型老派上海人。末一回见他,是在2009年海婴先生摄影展宴席上,人很多,他不断从座中站起,接受敬酒,随口说几句自贬的笑谈,显然有老来头一次办展览的那份轻微的惶然。上一年,我被令飞兄领到海婴先生的木樨地寓所,老人家正为展事整理照片。他从书房出来,爽然坐下,上身凑近我,说是你看看哪些可以展呀——这一刻唤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小时候,上海中产阶层的父辈对孩子,常是这种男性的蔼然而大气——才看十余帧照片,我暗暗惊讶了:这莫非是另一套布列松式的上海摄影么?时在政权更替之际,海婴年方二十岁。

鲁迅从文,自小酷爱画画,海婴专攻科技,终生喜欢拍照。说来并非虚妄而牵强:这对父子间有迹可循的遗传,是迷恋图像,敏于观看。

早在1904年,青年鲁迅即痛感于围观行刑的镜头,以至弃医从文:此事非仅关乎道德层面,更触及影像传播的文化命题。上世纪初,西方日后繁复万端的影像论述远未出现,直至90年代,始有域外学者取后现代意识专文剖析鲁迅此一公案中“看”与“被看”的多重关系和复杂隐喻,而鲁迅当初的痛感,早已经浓缩了八十多年后的论题。他对影像传播的预见还在20年代的一次谈话,说是日后教学必将介入幻灯(今称“多媒体教学”)。客居上海的鲁迅还是一位热心的电影观众,也喜欢拍照片,海婴诞生百日,一家人就打扮整齐,去照相馆。鲁迅的杂文几次谈及摄影,均有独辟的见解。

要之,鲁迅于古老的文字与绘画之外,格外瞩目新兴影像媒介。欧陆第一批洞见摄影从深处改变传播功能的文人,是19世纪的波德莱尔到上世纪二战前夕的本雅明;五四一代见及于此而有所阐发者,就我所知,似唯鲁迅而已,刘半农谈过摄影,究竟浅得多。今日中国已在数码影像时代,影像研究的译著很不少,据此而喋喋议论的本土文人渐渐多了,但如鲁迅般锐利而准确的直觉,还是罕见。

在鲁迅书信中,海婴好奇而顽皮。这位迟迟生育的父亲过早离世,再不知七岁后的男儿将有怎样的才志——世人,自不免将海婴永远认作鲁迅的儿子,这是他毕生为人的难——鲁迅当然想不到孩子日后成为无线电专家兼人大代表,更想不到海婴的热衷摄影,承续了父亲敏于观看、富于同情的天性。

青年海婴瘦而高,梳着分头,西裤马夹,是我幼年常见的上海富家儿模样。说海婴富家儿,不确切,他与母亲曾有过艰难时光,但晚年鲁迅的山阴路寓所,及后母子俩迁居的霞飞坊,均为中上阶层住宅区,直至“文革”前,那一带的老少男女走出来,便是这等气质与扮相:干净、入时,适度讲究,归于有教养的质朴。新中国成立后,母子俩成了高干阶层,青年海婴一脸的单纯而无辜,正是当年典型的名流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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