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南下侵扰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明朝一向胜少败多。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那些经常打胜仗的游牧民族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不再和明朝打仗。这是为什么呢？
明朝时，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瓦剌、鞑靼、蒙古等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在明朝北部边境地区大肆劫掠，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472年，鞑靼人深入平凉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1529年以后，蒙古各部连年来犯，在山西陕西一带纵横劫掠，甚至进犯大同太原，杀掠人畜数万。1542年，俺答汗部入掠山西，纵横三十八个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人，牲畜损失二百万，焚烧房屋八万余所。人民痛苦不堪、流离失所。边境地区也因此积贫积弱。对这些凶蛮的游牧民族，明朝政府一筹莫展、苦无良策。
派大军进剿吧，看上去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可实际根本不是。首先，游牧民族弓马娴熟，民风彪悍，战斗力很强。明军与之对战一向败多胜少。明英宗亲自率军出征，结果却被俘虏，是所谓“土木堡事变”。其次，游牧民族马上作战，来去迅速，进剿的明军却辎重繁多，行动缓慢，深入草原又人地两生，补给困难，即使打上几个胜仗，也不能彻底消灭对手，自己能否安全返回倒成了问题。第三，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众多，你来我走，即使打败了一个对手，将之远远赶走，也无法防止其他的游牧民族来填补空白。再大的胜仗也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最后，明军往往纪律涣散，不但靡费众多，而且严重扰民，对边境民众的危害甚至不比那些前来劫掠的游牧民族小。据估算，一次大军出征，可能要耗费明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取得的战果往往仅仅是“斩敌首”几十上百，这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冤死百姓的人头——明军的确干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
比进剿合算得多的方式是修建长城这样的防御工事。与马上的游牧民族作战，利用地形守险当然更符合明军的优势。事实上，明政府也确实修建了不少长城。现在看到的长城并不是秦长城，基本上都是明长城。在抵御进攻方面，长城确实有着其他手段难以比拟的优势。对于小规模的骚扰，基本可以有效对付。对于大规模的进袭，则至少可以迟滞敌方的速度。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鞑靼人一次进攻时，长城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但是却在敌人劫掠完后撤退时发挥了作用。鞑靼人被长城所阻，“散漫不得出”，追逐的明军得以赶上，于是，鞑靼人大败。而一些修缮良好的长城，甚至在抵御大规模进攻时也非常有效。借助于长城和火器，战斗力处于下风的明军能够和游牧民族实现大致的武力均衡。
但是，修建长城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虽然比之大军出征要节省得多，但还是成为明朝社会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长城的存在并不能彻底打消游牧民族劫掠的念头，只是加大了他们劫掠的难度。战争的威胁还一直存在着。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加依赖自然条件。一旦发生大的天灾，他们除了南下劫掠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维持生存的手段了。而且，游牧民族生产的产品种类较少，他们要想得到其他更丰富的生活用品，只有从农耕民族那里得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存在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主要原因。
既然“战”和“守”的方式都不理想，那么，难道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当然有。而且，更乐于采用这种办法的恰恰不是明朝这边的受害者，而是北边的劫掠者。
1542年，在多次劫掠得手以后，俺答派遣使者到大同向明朝政府表示，希望能开放边境贸易，实行“互市”。使者说，他们南下劫掠，无非是想得到锦帛茶叶等物，可是动手去抢的话，恰恰难以得到这些细软，只能抢到人口和牲畜，偏偏他们那里并不缺人口和牲畜。而且，由于他们的劫掠，边境人民纷纷逃亡，可抢的资财越来越少。再有，虽然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占据优势，但出动军马，也是所耗不菲，还要和明军打仗，死伤人员。算来算去，怎么也不如双方互市来得合算，所以，他们诚恳希望和明朝发展边境贸易。
游牧使者的这番话是真心表白。可惜，并没有立即被明政府接受。1542年的使者是个不幸的人。他本是一个和平使者，却被明朝的大同巡抚扣押，并被送往北京处死。双方之间的往来也因此中断了五年。其间又发生了多次入侵。五年后，一个明朝军官被蒙古人擒获。蒙古人对这个俘虏说，谈起抢劫来，对你们危害虽大，我们这边的得益却很小。问题在于你们不允许互市，要不然何必这样打来打去呢？被俘的军官自告奋勇，要为蒙古人游说此事。蒙古人便释放了这名军官，并派了三名使者。这三名使者又被人杀害，因为有人想要拿去请功。蒙古方面却不屈不挠，再次派出使者，仍然希望讲和互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