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先生吗？”他问，并查看门上的假象牙小牌子。那上头可以用铅笔写上乘客的名字，也很容易擦掉。
“是坎贝尔博士，”亚伦严肃地说。他还太年轻，对这新头衔难免有些沾沾自喜。
“你希望我们明天早上几点钟叫你起床，先生？”
“我们什么时候到达格拉斯哥？”
“这个嘛，先生，应该是在6点半到达。”
“那么就6点钟叫我吧。”
服务员轻咳几声。亚伦听懂了他的意思。
“那么在抵达前半小时叫我好了。”
“好的，先生。你要茶和饼干当早点吗？”
“火车上有正式的餐点吗？”
“没有，先生。只有茶和饼干。”
亚伦的心连同他的胃一起下沉。他赶着打包行李，晚餐什么也没吃，现在感觉肚子瘪缩得像手风琴似的。那名服务员看出他的难处。
“如果我是依，先生，我会立刻去餐馆吃点东西。”
“可是I火车还剩5分钟不到就要开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先生。就我了解，我们不会准时出发的。”
好吧，就这么办。
他急忙下了火车，在黑暗中匆匆穿过月台上喧哗拥挤的人群，出了收票口。他站在餐台前，吃茶配着干三明治，里头夹一 的火腿薄得近乎透明。他的眼睛再度落在《周日守望者报》上，内心深处又涌出一股涩汁。
前面提过亚伦·坎贝尔在这世上只有一个敌人。真的，除了在求学时期和一名男孩——这人后来成为他的至交——打得鼻青眼肿外，他不记得曾经讨厌过任何人。
这个仇敌也姓坎贝尔。当然，亚伦希望亦深信他们并没有亲戚关系。那位坎贝尔窝藏在赫特福郡的哈本丹。亚伦从来没看过，甚至根本不认识他，然而却打从心底厌恶着这个人。
评论家贝洛克先生指出，再没有什么敌对状态，比两个为了某件鸡毛蒜皮议题争论不休的学者间的敌意，更加炽烈凶猛（或者看在别人眼里，更加可笑）的了。
我们多少都带着点幸灾乐祸的心态见过这种情况。例如某人在权威报纸或者文学周刊上写着，汉尼拔将军横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一度从维吉南村附近经过，立刻就有个博学的读者投书纠正，说那个村庄不叫维吉南，而是比吉南。一周过后作者又委婉但尖酸地指出对方的无知，恕他举出若干实例来证明那个村庄确实叫维吉南。投书的读者接着说他很遗憾这场讨论已经变质，某某先生显然已经忘了风度，但他仍觉得有必要指出～就这样撕破脸。这类交互攻讦总得持续两三个月不罢休。
最近在亚伦·坎贝尔平静生活中掀起波澜的，正是类似的状况。
亚伦秉性仁慈，从没想过要冒犯谁。有时候他会替《周日守望者报》写些历史书的书评。这是一份和《周日时报》以及《观察家报》有些雷同的周报。
6月中这家报纸寄了一本名为《查理二世的晚年》的书给他，作者K．I．坎贝尔（牛津硕士）在书中对于1680到1685年间的历史事件提出极具分量的论述。亚伦的书评刊登在次周报纸上，惹起争端的是书评结尾的几句话。
坎贝尔先生的著作并未赋予这个主题任何新意，而且通篇不乏可议之处。例如威廉·罗素爵士对黑麦屋阴谋并非毫无所悉。还有芭芭拉·维莉儿，也就是卡索曼夫人，其实是在1670年被册封为克利夫兰女公爵的，而不是作者所说的1680年。还有，不知坎贝尔先生有何依据，竟提出这位夫人身材娇小而且有一头红褐色秀发的独特论点？
亚伦在周五寄出他的书评后，没把它放在心上。隔了9天他接到一封作者从赫特福郡哈本丹寄来的信，里头写着：
容我说明，在你书评中被称为“独特”论点的根据，乃来自那位夫人的惟一立传者，史丹曼。倘若贵书评人对于他的著作不熟悉，建议不妨走一趟大英博物馆，相信会有助于释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