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快速看一下中国为何很可能会维护现有国际秩序。首先，现有的全球实力架构确实“以西方为中心”，但形成的时间只有200年——这种架构因《布雷顿森林协议》而得到巩固……中国共产党并未受邀参加谈判。其次，现有体系是“开放的”——但前提是这个国家同意遵守西方的规则。第三，该体系是“一体的”。第四，该体系有规则可循。
诚然，西方坚持维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北京对此表示赞成——但这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发现这样对自己有利。最后，该体系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政治基础”。同样，我们要从北京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国际体系具有“广泛而深厚的”西方“政治基础”。历史学家会迅速指出，亚洲并未广泛接受犹太教一基督教、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我们却要相信中国人会长期接受这些价值观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唯一合理的基础？
作为意识形态的务实主义那么，中国人为何选择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运作？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看先前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把务实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观点。如果我们假设中国领导人是理智的（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想），那么北京就必定意识到，默然同意在现有体系中运转对自己有利。
中国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世界正合他们的心意。最初的布雷_顿森林协议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由于《二战期间获取的收入而积聚了数量可观的黄金。（据说，美国在二战结束时拥有价值26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1945年的国际黄金储备总量约,为400亿美元，美国独占65%。）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愿意推动形成这样一种贸易模式，让正在复苏的欧洲和日本富裕起来，由美国来埋-单。
1945 -1950年，正当欧洲为国际收支问题焦头烂额时，“马歇尔计 划”和美国在其他领域开展的工作帮助复兴了国际经济。1950年，国际收支由逆差变为顺差——资金流出美国，进入欧洲各国央行。尽管这,原本有可能导致华盛顿的黄金储备大量减少，但大多数国家还是选择不把美元转换成黄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保证了国际经济的流动性，并且进一步促进了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此外，把黄金确定在固定价格后，持有美元比掌握银行金库更有利可图。美元可以用于赚取利息一人们持有的黄金可不那么容易转化为投资收益。在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中，请牢记这一点。北京将认真学习并运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经验。
在接下来的50年里，最初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大半已经分崩离析。
然而，这并不是说布雷顿森林所蕴涵的基本经济原则也已灰飞烟灭。
2003年，迈克尔，杜利( Michael Dooley)、戴维·福尔克茨一兰多f David Folkerts - Landau)和彼得·加伯(Peter Garber)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再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论文。作者们认为，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存在“核心”和“外围部分”。美国是核心，欧洲和日本则构成了日趋形成的外围部分。杜利、福尔克茨一兰多和加伯认为；“外围国家选择的发展战略是低估货币价值，控制资本流动，积累贸易储备，把（核心）用作提高本国金融体系信誉的金融机构。反过来，美国通常通过外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这些外围国家提供长期借贷。”
按照杜利、福尔克茨一兰多和加伯2003年对经济史的了解，第一阶段的布雷顿森林崩溃是欧洲和日本日趋繁荣的结果。不过，他们进而认为，此后的自由浮动汇率时期“只不过是一个缺乏重要（经济）外围部分的过渡期”。按照杜利、福尔克茨一兰多和加伯的说法：“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毫无关联。”杜利、福尔克茨一兰多和加伯认为，“亚洲外围部分”如今与柏林、巴黎和罗马的先行者走上同一条道路，取代了欧洲和日本。也就是说， “国际货币体系的态势、储备积累、净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都是由这些外围国家的发展驱动的”一美国再度充当了“核心”。
华盛顿为何会居于核心位置？杜利、福尔克茨一兰多和加伯说：
亚洲倾向于持有美国资产，但这并不表明亚洲对美国抱有缺少理性的亲近感。亚洲会很乐于向其他地方出口产品，但前提是能够通过由此导致的失衡获取资金。但是，美国是开放的，欧洲则不是。由于结构问题，加上承担着同化东欧的任务，欧洲无法吸纳如潮的商品。因此，亚洲的出口产品流向了美国，其资金也是一样。
简而言之，杜利、福尔克茨一兰多和加伯认为，对布雷顿森林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只不过发生了地理转移。广泛地看，外围国家仍然利用与美国的贸易失衡来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反过来，外围国家在美国投资，购买美国消费者无钱购买的企业和政府债务，从而支撑了美国的开支。
这种共生关系（乃至现有国际体系）对中国当然有好处。决策者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这种关系能否持久？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未给出统一答案，但也并非避而不谈。学术界的一些成员认为，北京纯粹是在利用现有体系做手脚，为自己牟取好处。
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g)认为，中国奉行商业主义政策，利用现有体系“悄无声息地对美国的战略施加影响”。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主要通过与美国企业建立商业关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此一来，中国就可以通过“奖惩”来促使美国企业服务于中国的议程。弗里德伯格指出第二种选择办法是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美国依靠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以此为美国的赤字开支提供资金，同时也使美国难以抵御“金融讹诈”。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威胁停止购买我们的债务，或者迅速些债务，从而使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弗里德论点都是一样的——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并参与现有国际体系，“使之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对别国施加影响的手段，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展开战略竞争”。
有些人把他的论点发挥到了逻辑上的极致，坚称由于中国的议程自私自利，中国最终将使世界经济发生动荡。按照他们的这种设想，北京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导致贸易扭曲、金融严重失衡、稀缺资源引发激烈争夺。这种论点的支持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采取”掠夺贸易政策，人为压低人民币价值，极力“把持”石油、天然气和铜等资源——这些都是北京想要实施破坏的证据。他们继而说，华盛顿与北京的区别在于，“美国把繁荣的全球经济视作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手段……中国却把全球经济（本国出口商品和原材料的可靠市场）视作促进国内稳定的手段”。
中国政府说，北京将通过快速抛售美国政府债券的方j实施“金融核战略”伴随而来的后果——美元急剧下跌、财政部债券市场崩溃、美国可能发生经济衰退——将令华盛顿无法忍受，所以美国政界人士更愿意接受北京的要求，而不是冒险承受“附带影响”。
可想而知，人们围绕中国是否愿意实施该战略（尤其是考虑到北京持有可观的美国国债，迅速抛售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事实上，中国官员竭力淡化关于金融“核战略”的讨论。例如，2007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试图驳斥关于该行将实施这一计划的传言，发表声明宣布北京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负责任的投资者”，“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则认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估计中国会维护现有体系。这个派别的倡导者喜欢引用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的项任务，以此作为讨论的开端：(1)反霸权和维护世界和平；(2)争取统一台湾；(3)加紧中国的四化建设。中国的支持者认为，这些任务表明中国决心在国际体系内运作，而不是致力于推翻旧有制度。
也许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对这种立场的叙述最为到位。约翰斯顿2003年在一篇题为《中国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大国吗》的学术文章中称：
……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修正主义国家，在所谓的“国际社会”的边界以外或者边缘地带运转。相反，就围绕重大议题形成的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空前地融入了国际机构，并且在这些机构内体现了空前的合作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