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是在2003年。当时，中国政府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汇金”的投资机构。2003年年底，中央汇金用450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于”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宣布该举措一周之后，财政部悄无声息地决定注销在这两家银行的410亿美元资金。这是帮助缓解不良贷款问题的又一项措施。）完成这一财政转移后，中央汇金拥有了中国银行100%的股份和中国建设银行85%的股份。由此，中央汇金几乎独占了这两家银行2005年发行的原始股的所有收益。有些西方分析人士说，利润相当可观。无论如何，据估计，中央汇金2004年年底的投资收益达到了将近60亿美元。
对于成立仅仅一年的企业来说，这是不错的业绩。
北京打击不良贷款的第三步是管理方面。2003年，为了解决与不良贷款相关的不良商业行为，北京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目的是监督管理该国的金融机构。由于无法堵住这个政治漏洞，中国政府于2004年重新开始通过向资产管理企业转移的方式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相应地，这些企业又从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了34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这一次是按照账面价值的50%。
这些举措对不良贷款问题有什么帮助？时至2006年，据说“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9. 30/0。与这一数据相关的美元数字仍存在争议。安永全球公司2006年5月发表修订后的报告称，“四大”银行当时仍有大约133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中国银监会拿出了一份存在细微差别的报告，宣称所有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9.5%，但合股银行（具体说，就是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其实是3. 1%。这个中国官方的银行业管理机构还表示，不良贷款总额的价值已经降至1600亿美元。西方会计师事务所立即发表报告予以驳斥，认为实际数字很可能接近4750亿美元。
尽管中国政府也许永远无法彻底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北京2009年的经济刺激行动可能会使这个弊端死灰复燃，但 简人民解放军，同时解决后勤短缺问题，表明中国军队正在运筹帷幄，要确保在大批美军远未进入战区之前就作好战斗准备。
事实上，中国明确并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在《2008年中国的国防》
白皮书中，作者宣布：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
北京继而表示，为了成功完成这项政策提出的诸多艰巨任务，“军队以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加快武装装备发展，加强多兵种……部队建设，优化体制编制，裁减军人数量70万。”结果如何？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迈克尔·麦康奈尔( Michael McConnell)说，中国“正在扩充军力，在我看来，目的是要达到与美国大致相当的水平……他们目前是个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威胁会越来越大”。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的军事能力不可小视。
如此一来，我们就要讨论西格尔的最后一个要点——中国在国内外的政治重要性。1999年，西格尔认为中国共产党“缺乏意识形态力量和权威”。西格尔进而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真空是国内问题，因为它助长了迷信。西格尔想要让我们相信：“尽管旧式的毛泽东思想显得与众不同，但至少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视之为灯塔。如今，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灯塔。”
西格尔显然担心自己对这一点阐述得不够透彻，接下来又把矛头对准了他所谓的北京缺乏理性的孤立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缺少朋友，中国形单影只，因为它拒绝接受国际相互依存性的概念”。
不用说，10年来，情况变了。北京如今被视作新型管理模式的先驱。
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意识形态。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者巧妙地概括说：“务实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最好的解释也许是援引邓小平的话：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光荣。”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很简单，中国领导人选择与时俱进，而非坐以待毙。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政策实验，为按劳取酬、私有财产权和市场竞争开绿灯，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西方批评者会认为北京（尤其是涉及法治时）任重道远，可能会走向衰败，但许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成员似乎没有如此深重的疑虑。
我们如何知道中国老百姓对领导人的务实管理手法感到满意？2005年6月和8月，一个西方公共民调机构发现，有76%的中国答问者认为：“只要政府严格管理，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最符合社会的利益。”此外，在20个国家的20791名答问者当中，中国“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支持率最高，这颇具讽刺意味……有74%的答问者认为这是最好的制度。近乎抱有同样热情的国家有菲律宾(73%)、美国( 710/0)和印度(70%)。”简而言之，中国老百姓似乎认为北京作出了明智选择，选择了市场经济，但他们是否认为这应该是政府的优先要务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坚决肯定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2006年夏季对大约2000名中国公民展开调查后宣布：
‘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重要大国，同时表示坚决支持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当被问及中国当前的全球影响力时，中国人在0 -10分的范围内给自己打了7.8分的低
分，仅次于美国的8:6分。当被问及10年后的影响力时，中国人给自己打了8.3分，与美国的分数相同，之后是俄罗斯（7.5分）和欧盟（7.3分）。
·中国人并未把增强全球影响力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重点。面对11个外交政策目标，中国人往往更重视经济问题。
首要目标是保护中国工人的就业岗位（71%的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其次是促进经济增长（64%的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和保障充足的能源供应（61qo的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
在亚洲打造优势军事实力的目标排在了最后，只有40010的中国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
这些结论再次证明了我们在前面提出的观点：中国老百姓认为务实主义是最合理的管理手法。
看来西格尔误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重要性和吸引力，那么国际I上的情况怎么样？不过，北京显然赢得了广泛尊重，华盛顿在国际社会的声望似乎却在降低。
2004年，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最清晰地阐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不断提高的观点。《北京共识》的作者开篇就主张：“中国的崛起已经在以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改变国际秩序。”作者认为，中国“不太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而是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他继而指出，我们如今以“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这套原则摒弃了华盛顿的颐指气使，支持革新、务实和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北京共识？据说它包括了关于“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的3项原则。更具体地说，据说北京共识倡导：
1．发展中国家运用有一定风险的新工艺，而不是落后技术，为的是让变革的速度快于变革引发的麻烦发展的速度。
2．采取新的管理手段——这些手段表明，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控制混乱局面。据说这第二项原则“呼吁建立把可持续性和平等性、而不是舒适奢侈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模式”。
3．强调自决——这种国际关系手法“强调运用影响力来改变可能伤害自己的霸权主义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