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论江右王门的学脉流衍(12)

据黄梨洲对罗近溪之论述(见《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近溪本传》),可以看出近溪的工夫经历,以及他造诣的轮廓。阳明良知之学,风行天下,而“良知”当然必须在日用之间流行(在视听言动、日常生活之中发用),但如果没有真实工夫来支持,则所谓流行发用便不免成为随意之挥洒,只成为一种光景(此是光景之广义)。反之,如果不能使良知具体地流行于日用之间,而只悬空地去描画良知心体如何如何(某些取径于静坐工夫者,常谓在静坐中见得一线光亮云云,大体即是此类),如此,则良知本体亦遂成了光景,供彼玩赏(此是光景之狭义)。而圣门工夫,既要拆穿那“空描画流行”的广义的光景,亦须拆穿“空描画良知本身”的狭义的光景。其实,良知本身,无声无臭,不可描画;彼所描画者,实只是良知投映出来的光影。而欲拆穿光景,便须有真实的工夫。顺泰州派的家风而作真实工夫,以拆穿良知本身的光景,使良知明觉真实地流行于日用之间,并同时即此而言“平常、自然、洒脱、乐”,是即近溪显示特殊风格的所在。

宋明理学发展到王阳明,义理的分解已到尽头。依阳明之教,无论“天、道、性、理”全都是虚说,唯有“本心”才是实说。问题发展到这里,义理的核心只收缩成为一个良知本体,一切都只是知体的流行,只是知体的著见发挥。要说天,良知即是天;要说道,良知即是道;要说理,良知即是理;要说性,良知即是性;要说心,良知即是心。如果再关联其他的观念如“意”与“物”,或者致良知以外的其他种种工夫而言,阳明的分解,亦已做得了无余蕴。因此,顺着王学下来,只剩下一个“光景”的问题。如何破除光景,而使“良知天明”具体而真实地流行于日用之间,这个问题乃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近溪就承当了这个必然,所以他的学问风格亦专门以破斥光景为胜场。

正以此故,近溪一切话头与讲说,全是就着“道体之顺适平常与浑然一体而现”这个意思来说话,除此之外,并无新说可立。但这种“道体平常”的顺适与浑沦,就人的体现受用而言,实非容易。单只提揭“致良知”为口诀,亦仍然不足尽其蕴。按,就立纲维而言,“致良知”三字即足以概括。但从真实体现上说,则不能靠口诀以尽其蕴。

阳明致良知“四句教”,说得平停稳妥,龙溪又将四句教推至究竟之处,而有“四无”之说。就义理境界的陈述而言,到此更无剩义,只看如何真实地使良知表现于日用生活耳。所以近溪不必再立纲维、再提宗旨。黄梨洲所谓“当下浑沦顺适”以及“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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