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件大事，乃是华族文化生命发展的坦途。因此，都必须回归到生命的本根，才能滋生力量，开创新机。
六、由会通到达时中
文化的会通，其实并非时髦之事。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系统就不断有接触、有交流，因而也必然有会通。其中的差别，不过主动与被动、自觉不自觉的不同而已。
就20世纪的中华民族而讲文化会通，一方面是“被动的”，一方面却又是“自觉的”。中华民族是在西方的军舰大炮和政治经济之强力威胁下，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逼上会通之路，这当然是被动的。但等到中国人发现西方在船坚炮利之外，还有政法制度、学术思想上的优长，于是西方一下子变成上国、变成先进，而“全盘西化”或“中西会通”的论调便先后由国人自觉地提出来了。
健康正常的会通，是“体常”而“尽变”，必须当中有变，变不失常。千变万化之后，它必须仍然是中华文化，而且必须顺时合宜，以得其时中。
当代新儒家最基本的贡献，是他们大致做到了四件事：
1厘清了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思想脉络；
2分判了中国哲学异同分合的义理系统；
3阐释了中国哲学的基本义旨及其价值；
4开出了中西文化融摄会通的义理规格。
这四个问题，一直困扰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而当代新儒家的努力，可以说已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困扰”提供了根本的解答。同时也为华族文化生命的走向，确立了“返本开新”的三大纲领（详见上文）：
第一，光大内圣成德之教，以重开“生命的学问”。
第二，开出法制化的“政道”（安排政权之轨道），完成民主政体建国。
第三，调整民族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以自本自根地开出知识之学。
最后，我再提醒一下：今后中华文化是否有光辉的未来，其决定性的因素有二：
1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理纲维，能不能重新显发出来？能不能重新挺立起来？
2中华民族能不能像当初消化佛教那样，来消化西方的哲学和宗教？
如果能，中华民族就有前途，中华文化也将充实开扩，再显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