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错将习惯当人性
习惯是后天养成的，与一个人所处的文化体系、教育背景、家庭环境息息相关；人性是先天形成的，为古今中外一切人所共有的特性。为什么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一些格言至今仍被世人信奉，因为他们道出了共有的人情人性；为什么曹雪芹与莎士比亚的经典名著几百年来一直能引起全人类的共鸣，因为他们符合了共有的人情人性。共有的人情人性是不变的（相对静止的），而习惯却是可以随着文化体系、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比如二十年前朋友之间吃饭按AA制付款就令人难以接受，二十年后少男少女之间吃饭按AA制买单则习以为常。习惯不等于共有的人情人性，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正是这个道理。我要说，世人先天的人性都差不多，后天的学习却使不同人的习惯大相径庭。
真正的管理的确要符合于人情人性，但不在于顺应把中国人后天养成的习惯当作先天的人性，也不在于将中国人由于受数千年农耕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浸染而养成的习惯，当成了中国式管理在通向合理化彼岸的切入点。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那套“君臣父子”、“内圣外王”、“士农兵商”的主流价值理念其实是中国式管理的弊端，不适合现代企业，如果抱残守缺，那正是中国企业的病根子。（详见我的《中国企业病根子》和《老调新谈》）
确实，传统农耕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在当今中国，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无法逾越的客观存在，还会长期存在一段时间，而且慢慢会变成中国企业前进的阻碍。不要因为它继续存在，就主张管理要合于它，顺应由于它而养成的中式习惯，其结果，就会被这种客观存在，被这种习惯所驯化、所淹没。我同样尊重这样一种客观存在，但我的尊重不等于推崇，而是正视问题。我在尊重的同时会清醒地看到这些落后的价值理念无疑是反市场、反竞争、反科学、反民主、反人性、反创新的，无疑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因而需要逐步革新，转到新轨道上来。当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是长期的。
现在，不少年轻的中国经理人不得不面对无力应对企业中越来越多的“80后”、E时代员工的尴尬，尽管他们有学历和能力，但总是被老资格阻止在门外，很难施展拳脚。“80后”、E时代员工明显有别于他们的父辈，他们自我、自主、自尊、自信，没有思想拘束，更没有那套“中庸理念”的约束，除非是在一流外企和高科技企业，这些人一时还难以踏上骨干行列，领导之位更是像天花板一样可望而不可即，这从一定意义上断绝了中国企业力争上游的希望。我们培养的人才胸中堆满了已经被中国社会几千年、海外华人几百年反复证明是无啥大用的知识，视落后为先进，拿腐朽当神奇，不以为错，反以为对，怎么可能再装进一点点我们所讲的西学？怎么可能再向前迈出半步？
青年人，一方面，认识问题使我们心明眼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才应当成为中国企业的孜孜以求。应当以主动的文化改造鸣锣开道，由文化改造到中国人的习惯改造，由习惯改造到中国企业的管理进化，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另一方面，尊重又会使我们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操之过急，不过火、过快于文化改造；尤其是在文化改造还未见成效的情况下，不能一下子全部运用拿来主义的手法，一步到位，全盘引进发源于欧美社会的现代企业管理，即使在管理科学的层面也不例外；文化改造必须与管理进化协调一致，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
另外，现阶段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广义的西学固然不错，但应当明白，扬弃是取舍时的扬弃，不是学习时的扬弃。学习时必须全盘，只有全盘地学，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广义的西学，也只有全面、完整地理解了广义的西学，取舍时的扬弃才可能中肯而准确，这一点特别容易引起国人的误解。
中国式管理的局限还会有一些，恕不一一列举，相信我的条分缕析已经能让明智的读者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来。从正面来说，我也得承认，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大陆企业界惊起“哇”声一片的“中国式管理”虽然有局限，但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有其深刻功力的：
一是曾先生不但入木三分于中国人情世故的洞察，而且表述起来绘声绘色，很有感召力。公允地讲，曾先生的中国式管理对海峡两岸企业实际的熟稔，的确值得每一个矢志于中国企业管理的人士去学习——但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批判地学习。曾先生并没有被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所驯化，而是率先指出其不足，再大声地呼求改造，改造中国企业文化，改造中国的人情世故，适乎全球化之潮流，顺乎全球化之需要，那将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功德无量的。
二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内心有着强烈的自尊诉求。我们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如今却不得不屈居人后，不能延续老祖宗的荣光，所以从人之常情上讲就需要一定的精神慰藉来恢复内心的平衡，来增加自己继续前行的勇气。如此，凡是能满足中国企业狭隘民族自尊的，凡是能让中国企业感到有脸面的振臂一呼，总能在两岸三地引起应者云集。所以，中国式管理有点像一剂催中国企业于昏睡的麻药，有些人怕改革之痛，对麻药是有需求的。
三是中国社会旧习惯的力量、死人的力量大得怕人，客观上给类似于“中国式管理”中局限的部分滋生提供了温床。有形的传统农耕文化糟粕如小脚、辫子、太监、皇帝经过一次革命便可以荡涤干净，但无形的主流价值理念却不是一次、二次革命所能消灭得了的。
人们知道后发国家和企业不但有后发优势，而且有后发劣势，但是否进一步知道后发优势主要在硬件，而后发劣势主要在软件、在价值理念的落后呢？后发国家和企业虽然在硬件的建设上无需像先发国家那样一步步由机械化、到电气化、到自动化、到信息化，可以一步跨入到信息化，但在软件、在先进文化理念的追赶上，却要比先发国家承受更高的落差，不能像先发国家一般深入内里，念念不忘。
因而，我一向认为，文化改造、习惯改造从来是，而且必然是每个后发国家面临的最大、最持久、最隐蔽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