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管理的基调——情、理、法
我国管理思想，以儒家为主流。孔子“摄礼归义”，更“纳礼于仁”，构成“仁、义、礼”一贯的思想体系。儒家之道的推行，也就是处理好我们常说的“情、理、法”的关系。
“情、理、法”以“法”为基础，一层一层向上提升，任何组织，都应该以“制度化”为实施管理的起点；组织成员，共同以“崇法务实”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一方面自己守法，一方面也要发挥道德勇气，以反抗不法的行为。制度化管理，重点即在大家共同守“法”。但是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看起来好像固定，却仍随着人事而变动。制度初订立的时候，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此二者又皆是变动的。可见制度如果不能因时因地而制宜，那就会僵化，形成官僚管理，难以应付两可及例外事宜。制度为求合宜，必须“应时而造道”，依“理”变“法”，把“制度化”提升为“合理化”。
管理者一切求合“理”，必然合“法”，如果出现合理而不合法，便证明此“法”已不合时宜，有修订的必要。事实上，管理是离不开人情的。空喊“制度”而未能“合理”，即是“恶法”。标榜“合理”却不能为同仁认可，便是未得人心，有违人情。典章制度日久疲弊，变成形式而缺乏真实的生命，仅仅具有束缚作用，就会和人性发生冲突，造成矛盾。管理者动机不纯正，再合理的规定，大家也看成不合理。
“情”必须以“理”、“法”为基石。许多人从表面上观察，认为中国人是讲“情”的民族。其实，中国人所看重的，乃是可贵的“合理的情”；中国人所十分厌恶的，实在就是“不合理的情”。情理合，才是纯真的“情”。中国式管理具体说来，便是“情、理、法”的管理。
所以，在中国式管理中，情、理、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架构。法是基础，离开法就不能谈情和理。做人应该守规矩，大家都要崇法务实。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公司也有典章制度。规矩如果定得合理，大家就乐于遵守。制度要时时求其合理，才是合理化的管理。
（3）管理是变动的
中国人又认真，又不太认真，这是有道理的。东汉以前多说“道”，东汉以后多说“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道理，中国人常用道理来批判一切。“这是什么道理”、“看起来各有各的道理”、“岂有此理”，可见中国人很重视理。天有天道，人有人道，道不会僵化，比较可以变通。天有天理，物有物理，而理是不变的。物比较没有变化，人却有变化。因此，管物比较可以科学化，而管人就要相当艺术化。
理是可以变动的，粗理很好讲，细理不好讲，微理就更难分得清。宏理犹可讲，妙理不可言。理多半是相对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绝对有理，因为：人喜欢把道理往自己这边拉，而不喜欢把道理推到那边去。不要自以为是，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多沟通，从而找到最适当的这才叫合理。情，是从理提升上来的，情、理、法是规矩。理就是合理，规矩要订得合理，大家才会遵守。但是什么叫合理，很难说清，因此，就要各凭良心。人们常说：“你凭良心才合理，合理就合法。”日本的工厂里常有一句话：“品质从良心来。”美国的科技超过日本，但为什么竞争不过日本？主要是日本的工厂里没有监督层，整个监督层的成本都省掉了。他不需要监督，他会凭着良心认为“这个产品是我做的，我就要做好。如果做不好，将来流程到下一个工序，人家发现是我做的，我会很惭愧”。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把良心发挥出来，这在管理上是个很大损失。而良心恰恰是我们中国人开发出来的。
合理不合理，很不容易认定。一切凭良心就会合理，合理自然合法。所以，从凭良心开始，做到合法的地步，这才真正是中国式管理所能行得通的途径。情，是彼此彼此，互相互相，用情来讲理，大家才能够接受。情像中药的引子，就是讲理之前，彼此的心理建设。“情”是中国各地最宝贵的东西；“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情；“忠”是部属对主管应有的情；“理”就是表达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常讲“君子发乎情，止乎理”。
5．中国式管理的本质
对于“中国式管理”，化繁为简，我做了一个简明的归纳：
第一，管理有管理科学和管理哲学之分，从管理科学的层面讲，无中式、日式、欧式、美式之分；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讲，“大概谁也不会否定”中国式管理的真实存在（注意是“大概谁也不会否定”，而不是真的“谁也不会否定”），并且“中国式管理的贡献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观念”。
第二，中国的管理思想以孔、孟为主流，掺以老、庄的自然思想。而对管理最具影响的，在其注重“务实”、“中庸”，以及“不执著”的态度。
第三，中国式管理亦即“中道管理”，亦即中庸之道的管理。曾先生认为许多人把中庸之道理解错了，中庸不应是一条道走中间，不敢偏左也不敢偏右，而是该走极端就走极端，不该走极端就不走极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庸即是合理，“中国式管理”即是“合理化管理”。
第四，作为“合理化管理”的切入点就是要顺应中国人性。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讲道理，管得合理，人们就接受；管得不合理，人们就会抗拒。但曾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一方面中国人的基本理念说起来相当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正反之间的差距十分细微，稍为不留意，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走上偏差的途径。另一方面“跟中国人讲道理最难，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西，他又说东”，因而既不能凭主管、老板说了算，也不能以专家、员工说的为准。
怎么办呢？曾先生的办法有两个：“合理应该是客观的，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找出什么叫做合理”或者“一切凭良心就会合理，合理自然合法”。
第五，良心又从什么地方来呢？从“彼此的心理建设”、从“修己”、从“孝”、从“忠”等中国各地最宝贵的东西中来。“修己是整个管理历程的出发点”，说白了也就是把四书五经中的“心诚、意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转换成“心诚、意正、身修、家齐、企业治、员工股东顾客社会大众安”，所以，一切从凭良心开始，而做到合理合法的地步，正是中国式管理行得通的途径。
第六，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征：“务实”、“中庸”，以及“不执著”。
第七，中国式管理的三大观念支柱：“太极思想”、“把二看成三”、“中庸”。
第八，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色：安人。“安，叫做大家好，员工好，股东好，顾客好，社会大众好。大家好，就是真正的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