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由于缺衣少食的缘故，难免要情不自禁地陶醉于对共产主义的憧憬之中：“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该多好呀，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各取所需，尽情地享受。”梦看上去虽然很甜很美，但这里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不过是一些物质的大鱼、大肉、馅饼、包子，时新的棉衣、棉裤、棉帽、棉鞋等基本生活必需品，至于精神的人文艺术享受，则任凭自己如何展开想象的翅膀也触摸不到。
我不清楚马克思在进行共产主义的论述中，是否注意到了精神产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说到共产主义将实行按需分配的时候，并没有包括精神产品的意思。不然，以他的睿智不可能不知道，诸如一流的音乐会、一流的体育比赛之类的精神产品是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来加以分配的。那样的话，即使将歌星、球星们大卸八块，也无法让每一个人需要亲临现场的愿望都得到满足。
开个玩笑而已，言归正传。也许对精神产品的忽略在马克思那儿还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身处马克思的情境，还无法去超越时代所给予他的种种限制，还无法预见到日后知识经济社会的出现。他们仅有的精神产品是“书”，那么在我们今天精神产品就是大大丰富了，因为“当今世界殊”。
1．全球经济数据的标杆
当今世界“殊”在何处呢？“殊”在立足于知识经济社会基础上的全球化分工，和以往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分工已有了本质的提升；“殊”在今天的全球化已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是环环相扣，名副其实的一体化了。以往的全球化分工仅仅是一些具有相对优势或先天优势的国家，主导着某类产品或行业的供给，比如有的国家主导着轻纺化工，有的国家主导着重工机械。那时，围绕某类产品或行业所进行的供给，从设计到生产，基本在一国内部完成，世界还是孤立的。
今天因为跨国公司的出现和走强，除了在产品细分或行业分工上表现得更精更专、全球经济的关联度更高外，围绕某类产品或行业所进行的供给，也已经遵从跨国公司的全球整合意志，由位于不同国家的分部、分支机构、分公司、分供方，通过分工协作来完成。比如说汽车的供给，虽然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仍然由几个发达国家主导，但他们的供应链已在全球整合的旗帜下，链接了众多位于不同国家的分部、分支机构、分公司、分供方，他们有的承担着研发、设计、策划、宣传推广、关键部件的加工等知识密集型的职能，有的承担着非关键零部件的加工、整车的装配等体力劳动密集型的职能。于是自然而然的，像美、日、德、英，这些拥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并在跨国公司供应链上承担着研发、设计、策划、宣传推广、关键部件加工的国家，就会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头脑国家，而其他没有或很少有跨国公司的国家就成为相应的躯干四肢国家。并且，从我们老祖宗就开始公开宣讲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铁律出发，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上，也必定是头脑国家主导着躯干四肢国家，头脑国家从中得到的利益会大大高于躯干四肢国家。
我曾在《老调新谈》一书中讲：“以我的理解，所谓知识经济社会，通俗点讲就是脑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农业经济与之相反，工业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
头脑国家，也就是知识工作者、劳心者、脑力劳动者占多数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型国家（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发展，首脑国家一定会愈来愈多，经济社会的脑袋会愈来愈大），这类国家的经济运行脉搏当然有别于先前的工业化国家。对他们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无论是从有利于全球经济良性循环的高度，还是对方便广大躯干四肢国家的企业，尤其是身处“世界工厂”的中国企业，能够紧跟上头脑经济社会的形势而言，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从众所周知的马斯洛需求论和恩格尔系数入手，不揣浅陋地作一番抛砖引玉的努力。
马斯洛需求论讲的是人的需求分成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可简要概括为五个字：衣、食、住、行、性；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希望在晚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希望在失业以后有人照顾和救济，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得到保护，不会无缘无故地失去；第三层次是社交或情感的需求，不但有温馨的亲情、甜蜜的爱情，而且有真挚的友情、邻里情、同事情、乡里乡亲情，在社交中建立感情，在感情中得到归宿；第四层次的需求是尊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让别人看得起你；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就是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在细微之处，马斯洛需求论当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大的原则框架一定经得住我们每个人的亲身体验）。
恩格尔系数讲的是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下降；用于住宅建筑和家务经营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如服装、交通、娱乐、卫生保健、教育等的支出和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恩格尔系数可作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有用标尺：一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反之越高。
稍加观察后不难发现，马斯洛需求论和恩格尔系数其实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的方面讲述了同一个现象：生理生存需要在马斯洛递进的五大需要中排在第一位，说明什么？说明当人们的收入很少时，优先满足的是生理生存需要，亦就是家庭支出的大头必然是用于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性，正好与恩格尔定律不约而同。反之亦然，恩格尔系数高，也就是家庭收入少，占最大比重的钞票花在了维持第一位的衣食住行性上，其他的情感交流、学习发展花费等高层次需要，有待恩格尔系数下降，家庭收入增加后，方能有余力逐步考虑，和马斯洛需求论不谋而合。
看到了马斯洛需求论和恩格尔系数的殊途同归，我们就可以来把握一下头脑国家经济运行的脉搏。既然是引领全球化经济大潮的头脑国家，既然是“劳心者治人”，既然从全球化经济中得到的利益大大高于他们之下的躯干四肢国家，那么，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势必很低，大多数家庭的消费重点势必集中于满足情感交流、学习发展花费等高层次需要。由此，我们发现了一幅迥然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新鲜光景：
在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恩格尔系数整体上还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或有待完善，因而，每当宏观经济增长，老百姓手中多少有些余钱时，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大多数家庭常常会把多出来的钱花在好吃、好穿、好住、好行等有形产品的消费上。于是，人们渐渐感觉到了贵，感觉到了通货膨胀。而同期官方的统计调查也是以有形产品为参照，公布出来的数据必定会做出进一步的佐证，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总似乎如影随形，他们像是影子兄弟。
“不管领导人是美国的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是英国的保守党人还是法国的社会党人，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逃避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短期替换。”
在现代的头脑国家，特别是首脑国家——头脑国家中的佼佼者，由于恩格尔系数整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大大完善，因而，每当宏观经济增长，老百姓的钱包跟着鼓起来后，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大多数家庭往往会把多出来的钱花在目不暇接的旅游、音乐、美术、竞技、健身、游戏、参观、体验、俱乐部、论坛、影视、培训、网络、通讯等无形精神产品的消费上，有形产品的消费大致稳定。于是，人们渐渐感觉不到贵，感觉不到通货膨胀。或者，人们感觉到的通货膨胀要么比以往温和得多，要么对感觉到的通货膨胀表现出漫不经心，甚至卖得越贵，买的人感觉越好。而同期官方的统计调查仍旧以有形产品为参照，公布出来的统计数据必定与实际发生的情形大相径庭，从而使人们产生了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似乎已天各一方的错觉。
通货膨胀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另一副面孔，原来是有形的通货膨胀、低阶的通货膨胀，现在是无形的通货膨胀、中高阶的通货膨胀；原来是鸡鸭鱼肉节节看涨，现在是门票、车票、戏票、电影票节节看涨；原来千军万马集中消费在有限的有形产品上，现在千家万户分散消费在无限的服务产品、文体产品、创新产品上；原来无形产品的消费对象只局限于少数有钱人，无形产品在全部消费总量中仅占很少的比重，现在无形产品的消费对象已扩展到庞大的中产阶级，无形产品在全部消费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原来的经济主流是建立在马斯洛需求模型的第一、二台阶上，现在的经济主流是建立在马斯洛需求模型的第三、四、五台阶上；原来的学者在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向时，看不到无形产品的消费，至多引起结论上的一些误差，现在的学者在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向时，若仍然看不到无形产品的消费，就不免陷自己于误人子弟的尴尬！如此，我要给统计学者们提个建议，按照高、中、低阶的恩格尔系数，分别建立能真实反映社会现状的CPI指数模型。CPI是反映居民消费价格的重要指数，近年在我国是逐渐下降的。
印象中有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在某一电视台的财经频道中如是说：“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已使社会积聚了大量资金，人民币储蓄从几万亿累积到十几万亿即是明证。这一愈来愈大的资金规模终究会回归到金银铜铁、房子、车子等有形资产中去，所以，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我不能说他的预测有什么不对，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恩格尔系数还较高，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当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忽视无形产品在整个中国消费结构中正迅速崛起的事实。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能和美、日、德、英等头脑国家相提并论是不错，然而无形产品消费的高成长性却也是千真万确的后发优势之一。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个泰斗、大师、知名学者多如牛毛的中国社会，这么一个为普通百姓所司空见惯的现象，偏偏进入不了他们的研究领域、战略视野、高峰论坛！
世界五百强、首脑国家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争取到的高产品利润、高社会福利、高品质生活虽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躯干四肢国家和企业心向往之，人往高处走么！但躯干四肢国家和企业要想跻身于首脑国家、世界五百强的行列，和首脑国家、世界五百强一起平分秋色则比登天还难。难在何处？难在绝大多数的躯干四肢国家和企业不能认识到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三面蓝旗（蓝色代表着海洋文明、市场经济，我把蓝旗视为市场经济中的战无不胜之旗），更不要说去尊重、去高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