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吉欧早就盘算好了。他错过了“滚石”,所以就要拿“新兵”来弥补失去的损失。他想让我们上一个大台阶,让我们比“滚石”还大牌。1964年初,他运作了我们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我们很快进了新马尔登镇一个名叫R.G.琼斯的小录音棚,录制了一首美国布鲁斯口琴手“比利男孩阿诺德”(Billy Boy Arnold)的歌曲《我愿你》(I Wish You Would)。这是一首简单而上口的歌曲,尽管我觉得这首歌录得很好,但是对于出唱片,我仍犹豫不决。我似乎在形成一种对音乐的理想主义态度,认为现场演出的音乐才是纯粹的音乐,而录制唱片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这样就不纯粹了。其实这是种自以为是的荒谬态度,因为我一直通过听唱片来学习里面的音乐。而犹豫不决的真实原因是我有点囧,怕进棚录音会暴露我音乐方面的弱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演奏将被灌成唱片,我们都很兴奋,可是每次回放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录音与偶像们的唱片差距太大了——我们的录音显得既稚嫩又苍白。尽管我们的第二支单曲,摇滚版的《早上好,小女生》,听上去已经比《我愿你》好多了,但我仍然觉得我们离录音标准相差甚远。不仅是“新兵”,不少以现场演出著称的乐队,比如曼弗雷德·曼乐队、“忧郁布鲁斯”乐队(Moody Blues 1964年成立的英国摇滚乐队,至今仍然活跃,他们在摇滚乐中融入古典乐的元素,最为著名的专辑为1967年发行的《Days of Future Passed》)和“动物”乐队(The Animals 1960年代开始走红的英国传奇摇滚乐队,灵魂人物为主唱Eric Burdon),都存在现场唱片要比录音室唱片水准高出太多的问题。
我们的现场收音同样也比录音棚录音要给力得多,在我们的第一张现场黑胶唱片《五个现场新兵》(Five Live Yardbirds)发行以后,这个事实就显露无疑了。在同时期的乐队还很少出现场唱片的情况下,我们的《五个现场新兵》成为了现场唱片的奠基之作。这张专辑里的声音原始而自然,让我非常满意。而让我们从一大堆乐队中脱颖而出的是我们对音乐力度强弱变化的即兴实验,这归功于贝斯手保罗·山姆威尔-史密斯贡献的方向。我们的即兴演奏方式很快就出了名,例如在波·迪德利的布鲁斯歌曲《我是一个男人》(I’m a Man)的框架里,他会通过即兴断奏贝斯旋律线(Bass Line)来修饰歌曲的间奏部分——贝斯旋律线音量会越来越增强,直到高潮,再逐渐回落到下一段主歌之前结束。